埃米尔·涂尔干|如何阅读涂尔干？( 二 ) |社会学|社会分工论|渠敬东

不过，光说个人离不开社会（社会团结），光说我们必须回到现实本身中来，社会学还不足以找到它的立身之本。就此而言，《社会分工论》倒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灵感。首先，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就是“现代个人主义”的问题。这虽说与人们通常理解的社会学好像有点儿文不对题，但是，倘若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我们在哪儿能找到相应的“有机团结”呢？很显然，社会与个体相对立这一庸俗的论题，并不是涂尔干纠缠不休的问题；相反，《社会分工论》的核心议题，却是“理性个体”究竟为现代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道德效果？这也是涂尔干区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理论企图。这两种团结的区别在于：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劳动分化和职业分化为什么会在给个体造成限制的同时，使个体的知性和理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进而使社会团结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就此而言，涂尔干强调了社会分工的两个根本意涵：一是分工为现代社会带来的启蒙效果，也就是解放知性的效果：个人首次获得了用自己的知性来引导社会行动的可能性。比如，传统法与现代法的区别，归根结底是制裁法与恢复法（或秩序法）的区别，现代法的基础，是契约关系中的理性主体。二是分工为现代社会带来的道德效果：具有专门职业的个体，并不像古典经济学所设定的“经济人”那样以利益最大为准绳进行社会行动，而是通过实践理性来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道德。比如，法人团体或职业群体所贯彻的公共精神，既不同于原来带有神话和宗教色彩的集体意识，也不同于抽象意义上的人道主义。
除此之外，涂尔干也没有忽视分工所带来的历史效果。他后来为《社会分工论》撰写的“再版序言” ，反而给该书的以上论述提供了一个历史限度。这篇序言讨论了法人团体的形成史，却没有拘泥于还原前现代史的原貌，而是着重揭示了这一历史对现代史的影响和作用：比如，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说，公共性是否是理性的一个基础，专业性与知性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法人团体的公共精神是否是为现代性提供了历史可能性，能够为理性的限制本身带来什么样的道德限制，等等（详见《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第1－3章）。这一研究表明：分工并不是现代性的专利，相反，分工史和职业史所具有的法和道德意涵反而为现代史的形成提供了限度和可能，为个人主义的知性和道德效果提供了资源和限制。进一步说，这样的历史研究，也表明了社会学所持有的历史态度：历史的理解并不是历史主义的理解，不具有决定论的意涵，而是理性本身的历史实践。历史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活和它的有限性和可能性。
【埃米尔·涂尔干|如何阅读涂尔干？】只言片语，只能谈一谈阅读的感受。也许，阅读同写作一样，都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把一部上百年前的经典著作解读成一种教条或几句格言，对我们来说并不难；只有当我们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态度，用我们深陷其中的生身情境来体味这些文字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些文字就像我们的切身生活那样，到处都是限度，到处都是张力。或许，这才是阅读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