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涂尔干|如何阅读涂尔干？ |社会学|社会分工论|渠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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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
本文作者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如何阅读涂尔干？
文 | 渠敬东
来源 | 《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07月25日
转自 | 社會學會社微信公号
《社会分工论》的出版，意味着学术界公认的涂尔干“四大名著”［指《社会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今天已经全部出齐，而且，其中的三部著作还出现多种译本并存的情况。不过，这样的说法也不准确。因为早在1935年，《社会分工论》就有了王力先生的译本，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 。无论是与二、三十年代的学者们相比，还是对这个距离原书问世足足有一百多年的译本来说，我们都似乎有一种歉愧的心理，汉语学界对西学的引介和推广还是太滞后了。
不过说到底，研究依然是最重要的。而深入研究涂尔干的社会理论，光靠“四大名著”还不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学者的工作不能只限于把一个译本照模照样地“抛”给读者，或者在前面“塞”一个不疼不痒的“交代” ，而应该通过个人的研究指明与这个文本有关的各种限度，如翻译的限度、理解的限度、诠释的限度，乃至批判的限度，等等。具体来说，《社会分工论》也有其自身的限度，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国内现有的社会学语境时，问题就更复杂了。比如，直到今天，许多社会学者依然把《社会分工论》所反映的社会思想看作是一种社会决定论，甚至还从头到脚给它涂上有机论、功能论和观念论（或是唯心主义）的色彩，好像这些社会学奠基人（包括马克思在内）都彻头彻尾地操守着形而上学的风格。诚然，我们并不否认像涂尔干这样的思想家都脱离不了当时的思想限度（比如涂水干确实受到过有机论的影响），但如果把他们单纯说成是一个决定论者，恐怕思想史上就不再会发生那场惊天动地的变革了，今天也不再会有作为生活方式的社会学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阅读《社会分工论》的一个限度。在许许多多的教科书上，都写着涂尔干社会理论的首要原则就是“社会决定个体”或“一切皆为社会” ，就像在谈到马克思的时候总说“物质决定意识”一样。但是，这些教科书的作者并没有向读者指明涂尔干这一论述的限度，没有说明社会学的形成，不仅在于确切意义上的“社会”的形成，更在于以启蒙和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的形成。也就是说，社会学恰恰是围绕着人们看似背谬的“个人主义问题”而展开的。所以，才会有马克思为摆脱物化生产而提出的“社会主体” ，即阶级的观念，才会有韦伯从意义和理解出发的“社会行动”概念。当然，涂尔干也不例外。
对我们来说，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所提出的“社会事实”概念，有很大的迷惑力。人们常常从曾经受到过的唯物主义的传统教育出发来理解这一概念，似乎“社会事实”就是摆在我们眼前的看得见、抓得着的硬邦邦的东西，就像中学政治教师常常说的桌子和椅子那样，既没有意识，也没有观念和道德上的基础，更何况“理解”了。可涂尔干却说，所谓的社会事实，就是既有的社会生活，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我们所使用的器具、我们所继承的财产、我们所遵循的习俗、我们所持有的观念、我们所依凭的道德、在我们身上流淌着的历史，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生活，而且是日常意义上的社会生活。在这一点上，涂尔干与马克思意义上的物质论并没有什么区别，传统意义上的观念论与物质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冲突，显然无法概括这些社会基础；观念即是现实，观念即是事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在《道德教育》中指出，社会学与以往哲学的区别，就是不单从先验的角度看待生活，也不从先验概念的决定论角度来考察社会事实：归根结底，社会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或者确切地说，只有实践才是社会学的最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