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懂陶渊明的那个人，可能是苏轼( 二 ) |苏轼|庄子|支道林|康僧渊|伯牙

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
王弼相信， “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这代表了他和庄子“书籍文字无过是古人渣滓”思想的分道扬镳。但是对王弼来说，言和象都仅仅是一种媒介，就好像用来捕鱼的筌。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不是“忘言” ，而是“得意”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得”的概念。作为一个动词， “得”可以用于一系列事物，从田产、家业，直到一行精彩的诗句。它意味着建立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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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五世纪初期编写的《世说新语》这样记述郗超（336—377）对隐士的慷慨资助：
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在剡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旧居，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官舍。 ”郗为傅约亦办百万资，傅隐事差互，故不果遗。
隐居本身是一种文化资本，它也需要一定的经济资本才能付诸实施。隐居是有代价的，而且常常发生于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从《世说新语·栖逸》篇中，我们得知康僧渊公元340年左右来到江西豫章， “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 。好奇的朝士纷纷前来参观这位胡僧如何“运用吐纳” ，康僧渊开始时“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声名乃兴” ，但是终于“不堪，遂出” 。
在文字简略的《世说新语》里，对康僧渊精舍的描述显得颇为铺张。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康僧渊才能够“有以自得”——“自得”的表面意思，就是“获得自我” 。隐居必须发生于一个明确界定的空间，这在另一则《世说新语》逸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则故事里，隐士仅仅居住在山岭旁边已经不够了，还必须以更加具体的方式拥有一座山：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 ”
巢由，即巢父、许由，上古的高尚隐士。据四世纪竺法济《高逸沙门传》：“遁得深公之言，惭恧而已。 ”支道林未得印山，先得法深排调之言。不过，支道林终于还是定居印山了。
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解读陶渊明的南山诗。诗人强调结庐在“人境” ，可以视为对当时“铺张隐居”风气的抵制。和康僧渊不同，诗人门前无车马之喧，没有受到朝士来访的干扰，这表示他真正做到了“隐身” 。他的成功不是由于“地偏” ，而是因为“心远” ，而这正是时人所谓“小隐”“大隐”的分别。
陶渊明不仅在人境结庐，而且十分小心地和传统的隐居环境——山林——保持距离。一道篱笆不仅隔开了人境，也隔开了南山。在精神上，他和联翩归山的飞鸟和谐一致。在《杂诗》其七中，诗人把人生比作行旅：“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 ”南山不仅是飞鸟的家园，也是诗人的归宿。虽然没有支道林的买山之举，陶渊明也终于“获得”了南山，只不过他得山的手段是和南山保持距离，对之遥遥瞩目而已。
然而，五百年之后，对醉心于获得奇花异石以及珍贵艺术品和文物的北宋文人来说， “得”山已经不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北宋，陶渊明脱颖而出，被塑造为最伟大的六朝诗人，并且最终演变为一个如南山一般巍然屹立的文化偶像。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围绕着南山诗发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围绕着诗中的一个异文发生的。归根结底，重要的不仅是得山，更是诗人得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