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四年｜阿来：灾难的书写不能仅止于绝望( 二 ) |惠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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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我还是把这种语言，这种语言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作为我的出发点。使我能随着场景的展开，随着人物的行动，时时捕捉着那些超越实际生活层面，超过基本事实的超验性的、形而上的东西，并时时加以呈现。在这样的情境中，语言自向便能产生意义，而不被一般性的经验所拘泥。不会由于对现实主义过于狭窄的理解，因为执着于现实的重现而被现象所淹没。
这种语言调性的建立，古典中文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许多一个人的生命与周遭事物相遇相契，物我相融的伟大时刻。
是“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那样的时刻。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样的时刻。
这样伟大的时候，是身心俱在，感官全开，是语言与情感和意义相融相生，而中国叙事文学“且听下回分解”式的方法从未取得过这样伟大的语言胜利。
《云中记》这本书，在表现人与灵魂，人与大地关系时，必须把眼光投向更普遍的生命现象，必须把眼光投向于人对自身情感与灵魂的自省。此时，中国文学中汲汲于人与人关系的那些招术就失灵了。只有中国诗歌中那些伟大的启示性召唤性的经验，正是我所需要的，这种在叙事状物的同时，还能很好进行情感抒发与控制的能力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发现，中国文学在诗歌中达到的巅峰时刻，手段并不复杂：赋、比、兴，加上有形状，有声音，有隐而不显的多重意味的语词。更重要的支撑，是对美的信仰。至美至善，至善至美。至少在这本书里，我不要自己是一个怀疑论者。我要沿着一条语词开辟的美学大道护送我的主人公一路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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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
“羌妇语还哭，胡儿行且歌。 ”
巨大的灾难，众多的死亡当然是让人“语还哭”的，但灾难的书写不能仅止于绝望，更要写出“行且歌”的不屈与昂扬。
这种叙写与抒发可以同时兼顾的优越特点，我认为正是中文所擅长的，需要珍视与发扬的。《文心雕龙》中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 ，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尽管我们对如何完成一部小说有很多讨论，但更多还是集中在内容方面。而我向来以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语言。有人写作所需的材料与构想，最终要等待的还是特定语言方式的出现。在写作进程中，语词间时时有灵光跳跃闪烁，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灵光捕手，手里有的只是一张随时可以撒开的网，在语词的海洋中捕捉灵光。一网下去，捕捉住了什么，打开看看，在意外之外，捕住了什么？通感。象征。隐喻。或者只是一个准确的词。或者是一个形象全出的字。暗示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暗示。瞬息之间，那个被无数次使用而又麻木的词又活过来了。那个老旧的字，站在那里，摇撼它，它会发出新的声音，新的声调带着新的质感。如此，一个有着新鲜感的文本渐渐生成。语词是它的地基，语词是它的门户，语词是它的穹顶。
哈罗德·布鲁姆列出三条好小说的标准，第一条就是“审美的光芒” 。我想，这个光芒必然是来自语言。
最后补充一句，前面说，嘉绒语是我的第一母语。这种语言，是我最初进入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的路径。当我开始写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用中文写作。我更喜欢把许多人称为汉语的这种语言叫作中文，因为它也是全中华共同使用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中文叫作我的第二母语。我的幸运在于，这两种语言都在不同方面给了我伟大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