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四年｜阿来：灾难的书写不能仅止于绝望 |惠特曼

【|汶川地震十四年｜阿来：灾难的书写不能仅止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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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了汶川地震，亲眼目睹过非常震憾的死亡场面，见证过最绝望最悲痛的时刻，也亲见人类在自救和互救时最悲壮的抗争与最无私的友爱。因此常常产生书写的冲动，但多次抑制这种冲动，是因为我没有找到恰当的语言。为此，还得承受常常袭上心头的负疚之感。
这次地震，很多乡镇村庄劫后重生，也有城镇与村庄，与许多人，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我想写这种消失。我想在写这种消失时，不止是沉湎于凄凉的悲悼，而要写出生命的庄严，写出人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在写到一个个肉身的殒灭与毁伤时，要写出情感的深沉与意志的坚强，写到灵魂和精神的方向，这需要一种颂诗式的语调。在至暗时刻，让人性之光，从微弱到强烈，把世界照亮。即便这光芒难以照亮现实世界，至少也要把我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照亮。要写出这种光明，唯一可以仰仗的是语言。必须雅正庄重。必须使情感充溢饱满，同时又节制而含蓄。必须使语言在呈现事物的同时，发出声音，如颂诗般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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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语言在神话中存在过，在宗教性的歌唱中存在过。当神话时代成为过去，如何重铸一种庄重的语言来书写当下的日常，书写灾难，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科学时代，神性之光已经黯淡。如果文学执意要歌颂奥德赛式的英雄，自然就要与当下流行的审美保持一定的距离。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史诗》一书中说：“史诗——无论古老或现代的史诗——所具备按下义性特征是英雄精神，这股精神就是凌越反讽。 ”他还说，无论是但丁，弥尔顿还是沃尔特·惠特曼，都充满了这种精神。如果说但丁和弥尔顿于我多少有些隔膜，但惠特曼是我理解并热爱的。布鲁姆说，惠特曼式的英雄精神“可以定义为不懈” ， “或可欣赏之为不懈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里，所见的一切都因为一种精神气质而变得更加强烈” 。
我出身的族群中有种古老的崇拜体系，是前佛教的信仰，它的核心要义不是臣服于某个代表终极秩序和神圣权力的神或教宗，而是尊崇与人类生命同在的自然之物。这种信仰相信与血肉与欲望之躯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美丽的灵魂。同时拥有这两者，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们的神也是在部族历史上存在过的，与自己有着血缘传承的真正英雄。这种信仰与纯粹的宗教不同之处在于，后者需要的只是顺人，而前者却能激发凡人身上潜在英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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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斯宾诺莎提倡的自然神性是契合的。
斯宾诺沙说：“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对经验世界中显示出来的高超理性的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概念。照通常的说法，这可以叫做‘泛神论’的概念。 ”表达或相信这种泛神的价值观，必须配合以一种诗性的语言。我熟悉这样的语言系统。进入《云中记》的写作时，我可以从我叫做嘉绒语的第一母语中把那种泛神泛灵的观念——不对，说观念是不正确的，应该是泛神泛灵的感知方式转移到中文中来。这并不是说把这个语言系统照搬过来就可以了。一种古老的语言，它已不能充分胜任从当下充满世俗性的社会生活中发现诗意与神性，它的一些特殊况味也很难在一个语言系统中完美呈现。更何况，在书写地震时，它还会与一整套科学的地理术语相碰撞，这其中，既有可能性的诱惑，同时也四处暗伏着失败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