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里的中国|今天，讲一个敦煌“被治愈”的故事( 二 ) |樊锦诗|故事里的中国|莫高窟

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建成，常书鸿带着人修建石窟外的围墙，在前人的基础上为洞窟和壁画编号命名，还开始主持临摹，认为临摹也是保护手段的一种。
这些工作看似琐碎，但真正打下了敦煌保护的地基，给后来的人做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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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书鸿临摹的飞天壁画
第二任所长段文杰先生的贡献则重点集中在敦煌艺术研究部分，对石窟内壁画的内容、时期、技法进行考证，整理出体系。另外段文杰作为国画家，在敦煌达到了一个临摹巅峰， 340多幅壁画，面积达140多平方米。
要知道临摹壁画可比临摹普通画难得多得多，尤其是那些在窟顶的壁画，临摹时头要仰到90° ，手要稳稳抬着，我想很多有颈椎疼痛的打工人都深知这种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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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窟内壁画
如果说常书鸿先生和段文杰先生打开了一条修复敦煌的漫漫长路，那樊锦诗就是修路建桥，接过前辈递来的接力棒，把这条路走稳了，走顺了。
作为一个上海人，樊锦诗刚到敦煌的时候非常不适应，她甚至告诉自己，实习结束后立刻就走。但第二次实习时，像命中注定一样，她又被分配到了敦煌。
这一次，她跟那些前仆后继的莫高窟人一样，选择了留下。
樊锦诗在敦煌近半个世纪，做的事是另一种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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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锦诗先生
在樊锦诗之前，莫高窟处于“抢救性保护”阶段，毕竟40年代以前，敦煌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环境病害、人为破坏，只能先抢救。
但樊锦诗之后，敦煌的保护工作已经有一个雏形，比较有序了，这时候光抢救就不够了，还要预防性保护。
所以，樊锦诗主持应用了许多科学手段，整个莫高窟区设置全自动气象站，对洞窟区域的环境进行监测，又在小范围洞窟内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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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里的中国》节目截图
因为游客增多带来的二氧化碳值升高、文物损坏偷盗问题也在她手下得到解决：
在推进这些事的同时，樊锦诗还面临着与丈夫分居19年的压力。
樊锦诗和彭金章是大学同学，结婚时已经很清楚，两人相距万里，这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异地恋，但谁也没退缩，结婚、生产，短暂地相聚又分离。
分居了19年后，彭金章决定调到敦煌来，当时他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创立了考古专业，但两人谁也没为调动的事红过脸，最后让步的是彭金章。
还好，有一腔热血的人在哪里都能找到挥洒的土壤，彭金章主持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考古工作，也开辟了一个研究的新领域。
2017年7月29日，彭金章去世，樊锦诗自传里写道：“一个月后，我又回到了敦煌。一切都是老样子，只是我的老彭不在了。 ”
到现在，因为时代的发展， “数字敦煌”越来越完善和精彩，但每当看到敦煌我总会忍不住想起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彭金章……还有所有背后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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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里的中国》节目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