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童年美术馆里的奥秘( 二 ) |李杰|istart

以下是李杰的自述：
灾难作为启蒙
2008年的汶川地震在一定程度上使成都从一个小市民社会转向了一个公民社会。地震过后没几天，的士司机开始免费送物资去灾区，只要有能力的，比如学过急救的人都愿意过去，我们在对抗天灾——一个敌人或者说想象的敌人——的过程中培养了共情能力，它是一个被唤醒和启蒙的过程，并且成为了社会的毛细血管扎根在社区里。
A4美术馆在地震中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被迫闭馆。馆长孙莉带工作团队和艺术家到灾区去，看能用什么办法帮助失去亲人的儿童。在那样的现场里，艺术是很无力的。孩子们满脸都写着表达，可他们并不需要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
接下来的五年里，我们继续联合NGO做乡村公益活动，做艺术疗愈，馆长一度觉得我们介入得过深，我就以个人身份跟着NGO继续做了两年。慢慢我发现也许问题出在城市。在乡村的价值感分裂这件事上，城市是有“原罪”的，它像一块强势的磁铁把所有东西都吸过来，从不考虑他者。
不过后来我又修正了一些想法，因为我发现在面对儿童这个群体时，城市和非城市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眼中没有多少“儿童” ，简单来说就是儿童没啥权利。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确实有很好的物质条件、教育机会，但在学校里上课也不能随便说话，必须唯唯诺诺，被一种虚无的所谓成功的价值裹挟，甚至不能跟自然接触。
既然无法很好地介入和改变乡村，那就不要去消费他们。从某方面来说，城市或许可以反向提供动力。所以我们又回到城市做儿童艺术节。
刚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质疑，实际上除了馆长和我，包括美术馆的很多同事、合作的机构、学校、政府部门、教育工作者，他们虽然觉得很好，但也都有担心，比如这样的模式能不能持续？这些展览会不会改变当代美术馆的严肃性和学术性？艺术家会不会根本不愿意参加这种项目？谁愿意投钱？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呢？
我也时常自问这些问题，以提醒自己不能陷入狭隘的境地，其实我无法明确答出其中的“利害”与“动机” 。
我们只是认为要站在儿童的视角去看儿童的问题，去了解人类后代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有时候在面对孩子们的时候，我会把他们想象成外星人，其实我们并不了解他们，但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曾经都是他们，而现在我们试图把他们都变成和我们一样。实际上呢，他们还在那儿，和我们很不一样。
我常常说是要为儿童赋权，但其实我不太喜欢“赋权”这个词，因为它仍然是上位者给下位者。但我找不出更好的词，因为现在整个世界的结构中，我们根本不知道“儿童”在哪儿。
首先，我们要先成为伙伴，大人得少说话，让孩子多说话。
告诉大人，我去嘎嘎共和国了
原先iSTART里成年艺术家和孩子的展览是分为两个平行展的，因为成年艺术家更有经验和观点，孩子的东西很有意思，可是太多太杂，放在一起会有点吃亏。但孩子们的能量在持续爆发，一直到2017年，我觉得发生了逆转。
那一年有三个小女孩托我太太把一本带锁的紫色小本送到我手里。听我太太说，这三个孩子从9岁开始就秘密利用课外时间传递这个小本子，用三年时间创造了一个来自外太空的虚拟“国家”——“嘎嘎国” 。
我第一次拿到那个本子的时候特别震撼，没有任何人指导她们，也没有什么框架，她们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像一种文学叙事。那本“国家指南”上满满一页写着目录：居民、等级、节日、护身符传说、国歌、法律、梦想、习俗……在嘎嘎国的等级制度里，数字越大，级别越低，所以“叫花子”是地位最高的，而“总统”是最底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