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得笔”说推论( 四 ) |郭忠恕|米芾|篆书|笔法|书法

“鲁直尝谓学颜鲁公者，务其行笔持重，开拓位置。取其似是而已。 ”
据陈志平研究，这个“行笔”的具体所指就是黄庭坚自认为独得之秘的“导”“送”之法。山谷的“导”“送”二法显然是从篆隶技法中悟入、拓展并通过行草中的不断实践而形成的。
（二）篆隶用笔：黄庭坚书法取法的原点
黄庭坚曾经对当时学习《兰亭》者“不师其笔意”的行径给予批评：
“今时学兰亭者，不师其笔意，便作行势，正如美西子捧心，而不自寤其丑也。余尝观汉时石刻篆隶，颇得楷法。后生若以余说学《兰亭》当得之。 ”
显然，黄庭坚以为学习书法贵在得“笔意” ，而不能过于重视“行势” 。他所谓从汉代篆隶中学习到了“楷法” ，这无异认为是从篆书用笔与楷书是相通的，篆书能为楷书提供“法” 。在山谷看来，能从篆书取法的不仅是楷书，行书、草书亦然。他坦言在行书《昨遂不奉恨深帖》中看到了“秦汉篆笔” ，并称：
【|米芾“得笔”说推论】“观史孝山《出师颂》数种，颇得草法，盖陶冶草法悉自小篆中来。 ”又：
“张长史观古钟鼎铭科斗篆，而草圣不愧右军父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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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黄庭坚《青衣江题名卷》1004×25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两则材料虽然都是言及草书取法篆书，到其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 “史孝山《出师颂》”是师法小篆，张长史是师法“古钟鼎铭科斗篆”的，师法不同，取得的成就自然就不一样。所以，山谷将师法“古钟鼎铭科斗篆”称之为“不愧右军父子”就有了一个排序：取法比小篆更加“古老”的钟鼎铭文，其结果自然要高于取法小篆者，所谓取法乎上得乎中、取法于中得乎下是也。黄庭坚对于像钟鼎铭文之类比小篆更加古老篆书的推崇不止于此，他这样评价《石鼓文》：
“笔法如圭璋特达，非后人所能赝作。熟观此书，可得正书、行草法。非老夫臆说，盖王右军亦云尔。 ”
王羲之自然没有见过《石鼓文》，黄庭坚用了“盖王右军亦云尔”假象来鼓吹《石鼓文》是多么的“特达” ，并称右军见了《石鼓》也会说可为正书、行草书取法。为了证明这个“大胆的假设” ，他在《跋为王圣子作字》中论述：
“然学书之法乃不然，但观古人行笔意耳。王右军初学卫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后见李斯、曹喜篆，蔡邕八分，于是楷法妙天下。 ”
显然，山谷将篆书与八分推崇为书圣王羲之楷法妙绝的重要原因。基于此，黄庭坚自然也会将这种认识纳入到自己的书法实践中来，不断将篆书笔意嫁接到行草书的探索中。这点在其草书学习中影响较大，这也是他自认为自己草书能与张旭、怀素并肩的重要缘由：
“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
看来，山谷已将科斗、篆、隶与草书“同法同意”的观念付诸实践并取得了成功，使他借此成为数百年来“三人悟此法”者之一。无怪乎我们面对其跌宕起伏、气势磅礴的《诸上座》《李白忆旧游》等草书大作时，无不惊叹其草书作品中如此浓厚的篆书笔意。无疑，这正是山谷本人在书写实践中尊崇篆书、不断拓展和丰富篆书用笔观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