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就是这样一次艰险的经历 ， 让李大勤决心从偏理论的语法研究转到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保护 。 “因为通过那次调查 ， 我们发现了第一手的语料 ， 深刻感受到了这些语料的珍贵 。 ”李大勤说 ，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非常需要这些基础性调查的工作 ， 而目前少数民族语言语料的缺乏恰是我国语言学研究的最大瓶颈——这就是中国语保工作的重大价值所在 。 孙宏开等学者就是20世纪50年代全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时 ， 在田野上成长起来的语言学大师 。
极具代表性的是西藏的格曼语 ， 她在几代语言学者的接力保护下被完整记录下来 ， 并拥有了永久的生命 。
据孙宏开等几位学者调查 ， 1976年左右 ， 在察隅县治下 ， 尚有200多人能说格曼语 。 但2001年李大勤去调查时 ， 能说格曼语的人只有130多人 ， 到了2015年 ， 能说流利格曼语的僜人只有13位了 。 目前 ， 该语言已属于极度濒危语言 。 尽管如此 ， 通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 ， 该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材料及相应的有声数据已经得到了很好留存 。 李大勤说：“有了这些调查成果及留存下来的音像材料 ，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她消亡了 。 我们正在整理一部近120万字的书稿 ， 其中附有5000多个词汇、1000个句子、50万字标注过的活态话语材料 ， 如果必要 ， 我们可以在将来借助人工智能复活这种语言 。 ”
据了解 ， “语保工程”开始后 ， 李大勤和他带领的中国传媒大学语保团队已基本完成了对西藏自治区山南、林芝、昌都三市下属县域极少数族群语言的深度调查工作 ， 为藏东南极少数族群所使用语言的保持、抢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更令人振奋的是 ， 调查的过程中该团队还发现了一些新的语言 ， 包括2015年发现的素苦话、2021年发现的松林语和扎话等 。 李大勤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老一辈学者期望对昌都、林芝、山南三地语言开展地毯式调研的心愿 。 ”
近几年来 ，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和《中国濒危语言志》等一批重要成果陆续发布 ， 濒危语的神秘面纱正慢慢揭开 。 据了解 ， “濒危志”第一辑共30册 ， 其中包括安徽祁门军话、广东电白旧时正话等10种汉语方言 ， 甘肃东乡唐汪话、海南三亚回辉语、西藏察隅达让语等20种少数民族语言 。 目前 ， “濒危志”第二辑也已完成调查工作 ， 涉及20种濒危语 。
王莉宁介绍 ， 两辑“濒危志”共有近90位专家学者参与 ， 涉及科研单位56所 。 为了完成“濒危志”的调查工作 ， 许多作者从象牙塔走向田野 ， 不畏严寒酷暑 ， 背着各种器材 ， 奔走于城乡郊野、大街小巷 ， 记录即将消逝的乡音 ， 捡拾散落的文化碎片 。 有人为了拍摄丧葬场面 ， 与送葬亲友一同跪拜；有人为了寻找一个旧凉亭 ， 翻山越岭几十里路；有人因山路湿滑而摔断肋骨 ， 住院数月；还有人因贵重设备被盗而失声痛哭……
“抢救濒危语 ， 都是拿命去拼的 。 ”在李大勤看来 ， 语保人的拼命精神源自责任 。 一种语言或方言走向极度濒危或消失 ， 意味着人类的文化宝库失去了一份独特的文化观念系统 ， 失去了一种看待世界乃至与这个世界共处的方式 。 语言也有着一个“生态系统” ， 多语状态是理想的社会生态子系统 ， 语言的种类丰富后 ， 我们的意义世界也就更丰满 。
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 方言作为一种文化记忆、文化基因 ， 对个体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 。 正如李大勤所说 ， “家乡话就像烙印一样伴随我们 ， 构成我们人生的底色 ， 支撑着一生的喜怒哀乐” 。
【|抢救濒危语言！我国有25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