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为什么两次阻止苏轼升职 _两次

宋仁宗时期，北宋王朝一片呈平，人才辈出，文有晏殊、欧阳修，武有范仲淹、狄青，外交上更有韩琦等人，其实还有不少宋代名人曾生活在仁宗时期：柳永、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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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景祐三年农历十二月十九，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苏轼。
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苏轼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得欧阳修喜欢，因为怀疑试卷是自己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将苏轼的文章点为第二，紧接着，苏轼通过礼部复试、皇帝主持的殿试，如愿进士及第。
那一年，苏轼虚岁22 。当他沉浸在高中的喜悦之中时，老家眉州传来噩耗，苏轼母亲于四月初病故，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匆忙踏上返乡道路。
嘉祐四年，苏轼守孝期满后再次赶赴京城，被朝廷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主簿（辅佐知县的九品小官）。
苏轼并未上任，而是走了欧阳修的路子，在欧阳修的推荐下参加了制科中的直言极谏科考试，作六篇策论，对朝政进行抨击，然而由于发自肺腑、看问题透彻、为王朝考虑等特点，却深得仁宗喜欢，将其中一篇评为“三等”，纵观宋朝，只有两个人得过三等，苏轼就是其中之一。
考试取得好成绩，自然也就得了不错的官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轼以京官充任地方官，比起河南福昌县主簿一职，有了明显提升。
在凤翔的四个年头里，苏轼常常与百姓接触，看到了许许多多，为此他给皇帝或者宰相多次上书，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够减轻百姓的生活压力。
尤其是《思治论》中的一些话语，振聋发聩，苏轼认为，政策或者法律，只有大多数人内心深处认为是觉得对的，那它才是（其实从这里就能看出，苏轼日后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必然的）：
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从者，非从其口，而从其所同然也。
至平二年，苏轼还朝，任判登闻鼓院。那时，仁宗已经去世两年多，新皇帝是仁宗与曹皇后的养子——赵曙，也即是我们常说的宋英宗。
英宗还没有做皇帝时就常常听人提起苏轼，欧阳修更是直言苏轼有朝一日一定远超自己，如此大的名气，英宗自然想让苏轼能够有机会常伴自己左右，于是他提出让苏轼入翰林，知制诏（负责起草诏令，对文字功底要求高）。
没想到，宰相韩琦当时就反对了：“苏轼是人才，以后肯定会被重用，但是现在他才做官几年，就被破格提拔，其他人会非常有意见，这不利于苏轼以后的仕途。”
不能起草诏令，那么记载自己起居总可以吧？于是英宗又提出让苏轼修起居注。韩琦又拒绝了：“记注与制诰身份差不多，也不能给。皇帝如果真的看重苏轼，就让他参加考试，通过考试之后，再给苏轼一个能够经常见到皇帝的馆阁职务。”
韩琦两次拒绝英宗给苏轼的官职，直接让英宗十分着急了：考不过就惨了！根本不想让苏轼考试，只想直接给苏轼官做，英宗实在是看重苏轼！不过，韩琦又拒绝了，坚持要苏轼参加官员考试。
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