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小说课｜毕飞宇：私奔、家庭、认知、傲慢与报应（上）( 三 ) |莉迪亚|达西|福楼拜|毕飞宇

六十四年的小说史告诉我们——
小说在参与人类的文明史。小说在提醒我们，所谓的文明史，是一部从自我束缚走向自我解放的历史，是一部向人类的情感、尤其是人类的情爱致敬的历史。一句话：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向着人类的内部驱动退让的历史。
我还想在这里谈一谈作者——小说人物——读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小说的读者，我们非常容易产生这样的逻辑错觉：作者写出了小说人物，小说人物在影响小说的读者。就文学这么一个小系统来说，这个错觉可以成立。
问题是，没有一个人只生活在“文学”这个小系统里头，哪怕他是一个职业作家或职业批评家。人类真正的生活场域只有一个，那就是“文明”这个大系统。文明在推动文学，文学也在推动文明、作者、小说人物、读者，他们都具备了能量，在文明的驱动下，他们是互能的。他们彼此激荡、彼此推动、互为因果。作者可以通过小说人物推动读者，读者更可以通过作者去推动小说人物。
我想这样说，莉迪亚、艾玛、安娜，她们做了一件相同的事情——因为激情饱满，她们分别在1813年、1857年和1877年私奔，在本质上，她们是同一个人。然而，不同的文明形态让同一个女人变成了三个不同的女人。也许她们错了，也许她们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伴随着人性的贪婪和弱点，但是，正如诗人所说的那样，她们是“追求者” 。文明，最终选择了“追求者”——这就是为什么莉迪亚是一个“坏人” ，艾玛仅仅是一个“灰色的人” ，而安娜则干脆就“不是”一个坏人。
所以，我在这里讨论的既是私奔，也不是私奔，我相信大家都懂的。
作为一个作家，我想说：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作家。
作为一个读者，我想说：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读者。
接下来的一句话是自然而然的：有什么样的文明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有什么样的文学就有什么样的文明。
题外话二
家庭
现在，我们拿起了一部小说，一看，它是从一个家庭的内部写起的。我们会轻描淡写地说：“喔，写家庭的。 ”这里头有它的潜台词：一部小说从家庭的内部展开，属于文学的“常规操作” 。
《傲慢与偏见》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家庭。丈夫贝内特，妻子贝内特太太，他们有五个女儿，按照长幼的次序，分别是简、伊丽莎白、玛丽、凯瑟琳和莉迪亚。《傲慢与偏见》所写的就是贝内特家的女儿找男朋友的故事。我们先不管找男朋友的事，《傲慢与偏见》是一部家庭小说，这个结论没毛病。
家庭，或者说世俗的家庭生活，作为叙事文学的叙事对象，它是什么时候进入小说的呢？老实说，我才疏学浅，我不能确定。但是，家庭，我说的是世俗家庭，这个如此普通、如此平凡的东西是从什么时候大面积地进入小说、从而变成小说的叙事主体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现成的，文学史上有所体现。它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短得多。
我们都知道一个历史常识，因为自由贸易，更因为商品化，十八世纪的英国走向了强盛。差不多在十八世纪的七十年代，英国出现了一批特殊的人物，也就是以范尼伯尼为代表的职业女作家，史称“蓝袜子” 。 “职业女作家”可不是我们的“专业女作家” ，没有人给她们发工资，她们要走市场的。这就意味着一件事， “蓝袜子”写的是小说，也是商品。为了提升商品——小说——的销量，简言之，为了好卖， “蓝袜子”瞄准了世俗的、日常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世俗生活里头青年男女的恋爱与婚姻，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这固然是写作的策略，说到底也是商品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