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靖难之役埋下伏笔( 二 ) _伏笔

好在，作为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1368～1398、纪年31年)的开国皇帝，他的威望和强大决策力，维持住了相当程度的稳定;不幸在于，这种稳定，近乎完全他的个人领导力，而缺乏制度性保障。
这样状况，加上人文修复的缓慢、反复，形成一旦失去个别的卓越领导就会陷入治政混乱和发展迟滞甚至倒退的困局。就当时政治环境而言，避免困局、乱局最现成其实也是几乎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就只有寄望于出现新的卓越领导者。
不幸的是，朱元璋指定的继承人，没能担起这个历史重任。也许，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若没有更适合承担起历史责任的人物，他(建文帝朱允炆)也还是有机会。可偏偏，历史老人在这个关键时刻，为新兴的明王朝，安排了另一位卓越人物，就是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
2、父子关系复杂朱棣年号“永乐”，在位23年(纪年，1402～1424)，被后世称“永乐大帝”，是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屈指可数被称“大帝”的皇帝之一(秦始皇、汉武帝、清康熙也负“大帝”之谓) 。
非嫡非长却文武兼备的他，曾是父亲朱元璋的得力助手，在明王朝建立过程中，功勋昭昭，却在立国建朝后，被远远撂开，藩封于边陲“危地”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在父亲死后不久，就悍然发动“靖难之役”，以武力夺取皇权，“积怨”的报偿心理，不容忽视。
立嫡立长，是距今三千年前的“周王朝”定立的“宗法” ，一直被后世尊奉(但未必能执行) 。电视剧《大明风华》中，孙皇后作为“太后”为亲生子(明英宗朱祁镇)争取“合法继承权”时，言之凿凿地说过这四个字。通常来讲，如无“意外”，“自古”帝王家，都是原则上奉行这个法则的。问题是，从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帝嬴政)开始，直到1912年帝制结束的两千多年间，“意外”实在是太多了。
这些“意外”，在王朝建立之初，更多体现在继承者与其明暗竞争对手在“能力”上的差异。而这个“能力” ，在“初定”之时，更体现于“武力”的高下!隋唐如此，明朝亦然。
但相比隋唐，明朝的情况，更特别。
特别点之一：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就一个老婆(独孤后)，儿子怎么算都是“嫡”，只有长幼之分，而明朝的朱棣，却是“没缓儿”的“庶出” 。
特别点之二：唐朝立国，可以说至少一半儿天下是“非长”的太宗李世民打下来的，老皇帝李渊(高祖)相对平和;而明朝的“老皇帝”朱元璋，却十分的厉害。
朱棣被封“燕王”，邑都在“北平”(今北京市) 。就是从现在的疆域格局看，也比较偏北，那时更是“边陲”——北京市境内有多段长城，是明代长城，长城以外，当时即不属“大明”，为“异域” 。不仅如此，燕王朱棣的北平，更曾为元帝国“大都” ，是灭亡不久、仍存余火的蒙元的最核心，一旦蒙元“复起”，便是首当其冲的“危地”!所以，基本来讲，朱棣是被皇帝老爸派去“戍守”边疆、防御敌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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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向”的“大面”看，把勇武善战的儿子放在拱卫边疆的关键点，战略上没毛病。但对肩负国家安全最重担子的儿子猜忌、限制、监视，就跟这番正面战略相矛盾了。
这个矛盾，可以说，为“靖难之役”埋下了种子。究其根，大致两点：
一是朱元璋作为皇帝的思维使然——对有大功、负大才的臣僚(包括儿子)怀有忌惮，须尽量削实力、除羽翼，以防变乱。因为朱棣战功卓著，所以要防、谨防。因为他毕竟是儿子而非普通臣僚，所以也只是防、谨防，而没千方百计寻茬口往死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