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国防重地，是如何在襄樊之战中被蒙古大军攻破的？ _襄樊

襄阳之战是蒙古帝国统治者消灭南宋政权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这次战役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蒙将阿术进攻襄阳的安阳滩之战开始，中经宋吕文焕反包围战，张贵、张顺援襄之战，龙尾洲之战和樊城之战，终因孤城无援，咸淳九年(1273年)吕文焕力竭降元，历时近6年，以南宋襄阳失陷而告结束。接下来历史资料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自康王赵构定都临安以来，南宋的国防形势一直极为严峻。大片国土的丧失，不仅使南宋防御作战失去了广阔的战略纵深，经济实力也遭受巨大损失。更由于北方山关河川地化为敌有，使得长江、淮河成为南宋在应对女真、蒙古利用快速机动能力而发动猛攻之时的最后防线。江、淮防线对于南宋国土防卫的重要性，也成为士人的普遍共识。
历仕高、孝两朝， “三洪”之一的洪遵就曾说道：“南方以水为险，所恃以立国者长江尔。中兴以来，以两淮为藩篱，以长江为门户。”理宗朝臣程珌也说：“大江之上流，所以援两淮而固长江者，又岂可不重垂意乎?淮宜守也，江宜保也，上流之势尤不容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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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屏障长江的两淮地区，以及长江上游所在的四川地区，宋廷一直极为重视，着力加以经理。
一、忽必烈时期的灭宋战略再调整
对于蒙古而言，虽然两淮地区更为靠近南宋的统治中心，由此突破最为便捷，但因两淮地区河道漫布，坞堡甚多，作为国防体系的核心区域，南宋将精锐之兵尽集于江淮之间，以骑兵见长的蒙军不仅优势兵种不能得以发挥，又由于水军尚弱，始终无法击败以长江为依托的南宋水军而深入东南。
1. 举棋不定
虽然两淮地区战略地位极为紧要，但蒙军也仅能与南宋维持相持之势。因此，等到一心灭宋的蒙哥继位为汗，基于与南宋对于江南防御重在两头的相同判断，以及在“借道灭金”时期深入川蜀作战的成功经验。
在通过“斡腹之谋”开辟西南战场，加强各条战线的对宋攻势的同时，便将四川地区作为南进的攻击重点，企图通过占领长江上游，在南北夹击荆襄之军的配合下，达到顺流而下东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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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蒙军在强大的攻势下攻陷成都，并对川西地区造成了极大破坏，但由于彭大雅、余玠等人对以钓鱼城为代表的山城防御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得蒙军始终无法彻底击溃宋军的四川防卫力量。
加之宋廷已洞悉蒙古沿江东进的企图，加强了重庆等沿江地区，特别是四川与荆襄连接之夔州路的防备，并通过荆襄战区不断对四川前线进行支援，致使蒙军由上流而下的进军计划始终无法得逞。随着蒙哥死后诸王争位战争的爆发，蒙古也就暂时放松了对南宋的进攻。
景定五年(1264)，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巩固了蒙古汗位。待国内局势得到稳定之后，南下攻宋的计划便再次提上日程。鉴于江淮、四川战场突破作战的失败，以何处作为南进的切入点，成为其首待解决的问题。如前文所述，早在蒙哥南侵之时，奉命出师荆襄的忽必烈对于蒙军舍近求远，以四川为主攻地区的作战计划便持反对态度。
而对谋士杜瑛提出的“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的计策则表示了极大兴趣。忽必烈继位之后，在召集臣僚商讨平宋对策时，部将郭侃再次提出了从荆襄地区实行中路突破的计划。由于朝中对于以襄樊为突破口的进军计划有不少反对之声，致使忽必烈虽然更倾向杜瑛等人的建议，但迟迟未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