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宁：陕西瓦窑堡、吴堡的“堡”为什么读“bǔ”？( 二 ) |吴堡县|陕西|瓦窑堡|辽朝

自从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送给契丹之后，位于辽朝南境的幽云十六州一直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价值。辽朝统治下的汉族人主要居住在十六州，十六州的人口也是以汉族为主，这十六州中最重要的城市当然是贵为辽朝南京析津府的幽州。
作为辽朝两大主要民族的语言，汉语和契丹语在辽朝都有重要地位。由于地理和政治原因，辽朝汉语以管辖的幽云十六州的汉语方言为主，并不会刻意模仿北宋中原汴洛地区的方言。这可能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北京地区的方言取得较高的地位。
辽朝双语并行的现实给我们了解辽朝北京地区的汉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辽朝契丹语的书写体系分大字和小字，两者的字形都是模仿汉字，但是书写原理则大不相同。大字是类似汉字的很大程度上表意的文字，小字则实质上是一种拼音文字。
由于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辽朝实际上最通行的文字仍然是汉文。为数不算很多的契丹语文档又被大小字分散，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字至今难以破解。不过小字则普遍出现于一些契丹人的墓志铭中。与敦煌的汉藏对音类似，碰上人名、官职名之类的专有名词时，汉字和契丹小字之间往往采取音译对应的方法，也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契丹小字得知被记录的某个汉字的大致读音。由于“太保”这个常用搭配，我们可以获知契丹人是怎么用小字拼写出“保”的。在契丹小字拼写中， “保”和“步”“部”的拼写相同（），也就是说，当时的辽朝汉语“保”读/pu/ ，今天北方地区“堡”读bu（/pu/）正是来源于此。
这个读音的先声甚至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时代。早在晚唐时期，北方话某些字的发音现象就已经为人所注意。李匡乂指出的“帽为慕，礼为里，保为补，褒为逋，暴为步”中四组，都是在说北方话中/ɑu/变成了/u/ 。
稍加注意即可发现，这些字的声母都是唇音/p/和/m/ 。这类变化在北方一度分布很广泛，但是后来却因为沦为土音成功被逆转，只在一些特别常用的口语词中保留。地名中常用的“堡”算是一类，在山西和陕西则往往还存在在一些其他词汇中。譬如陕西人把小婴儿叫“毛犊娃” ，但是这里的“毛”读mu；在韩城等地，甚至还有“抱娃”读“pu（/p?u/）娃”的。
话虽如此，就算在辽朝，也不是现在普通话读bao、pao、mao的所有字在当时都能读bu、pu、mu 。同样在契丹小字中，也出现过“鲍叔牙” 。 “鲍”就拼成了，和“保”“步”比较，就可以发现拼写上有所差异。
如果你老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有很大概率会发现普通话读ao的字在老家方言里会有两个读音。以广州话为例， “鲍”是读baau（/pa:u/）的，而“报”则读bou（/pou/）， “毛”读mou（/mou/）， “茅”则读mau（/ma:u/）。在北方话里，那些唇音声母后面变u的字在广州话里都属于读ou的那一类，而不是读au的那一类。这也并非是南方方言自古以来的专利，直到元代，北方话里也仍然保留这个区分。在元朝《中原音韵》中， “包”读成“褒” ， “饱”读成“保” ， “爆”读成“抱” ，甚至仍然能算成需要特别注意的语病。
那么古人到底是怎么看待“堡”和“饱”的区别呢？为何“堡”变成了bu ， “饱”却不会呢？
幸运的是，我们并不需要纯粹猜测，古人留下的字典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在中古时期， “刚江疆”“甘监兼”“高交娇”这样的字每组中的三个确实都不同音，中古时代的中国人把这各组中的三个字分别称作一等字、二等字和三等字。 “堡”是一等字， “饱”却是二等字，在中古时代，两个字并不同音。类似的，所有发生了ao到u变化的字，在中古时代统统属于一等字，相近的一些韵母则被归为某个“摄” 。 “堡”和“饱”都属于效摄，因此它们分别是效摄一等字和效摄二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