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治国君主论( 二 ) _韩非子

法家有鉴于周朝封建体制业已崩溃，弊端百出，传统的“礼”再也不能维系社会秩序，于是把“法”从“礼”中离析出来，对应时代的需要，以“法”的客观、平等、公开等特质，取代“礼”的阶级性、秘密性。“法”作为治国的最高准绳，提倡“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再不能顾及封建社会的尊尊、亲亲，身份的贵或贱不宜再有相异的差别待遇。
这种法治主张是人类政治的一大进展，其法治精神可以直接和现代相通。法家的“法”虽然是由“理”生发出来，但一般认为：法家把“法”置于“理”“情”之上，不如儒家的“情”“理”“法”容易让人接受，故常被误解为不近人情，甚至饱受訾议。追究原因，不外受到汉武帝推崇儒术的表象所影响，士人以儒论法，对于不同角度的改革性主张，难免有负面的批判。
韩非子时代的政治思潮，是由贵族分治转向帝王大一统的专制体制，韩非子提倡的正是帝王政治理想。由霸到王，具有难得的慧见。有人责怪韩非子大多站在君主的立场论说，平情而论，他的主张在当时已是顺应潮流的改革政论，我们不能苛求韩非子展现后世才可能有的民主精神。
韩非子冷静客观的论说，启引后人的思辨。他的基本观点：人性自利，要因势利导；教百姓看长利、远利，重公利、君利，由自利到互惠；历史演化，要因应制宜；国家务力，要奖励耕战，致富图强。
韩非子的帝王政治理想，包融了法（固定的法律）、术（控制的手段）、势（政治的权力）三大端。尚法，要平等客观，罪刑法定，信赏必罚；用术，术主无为，以一御万，循名责实，听言观行，善于用人，还要有伺察之术；任势，君主要能独擅权势，也要抱法处势，借赏罚以巩固权势。
在那战国纷争的局面，弱国要保全、要生存，强国要扩张实力，进而称霸、统一天下，都必须致富图强。治国的目标就是富强。韩非子强调不论合纵或连横的外交策略，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富强的根基，除了奖励耕战，还在于内政的清明，励精图治。

文章插图
“难”与“储说”
一种学说得以长远流传，受人喜爱，首先必须有相当充实的内涵，能经得起人们深细的探索其次，也必须是义理的深刻能同时满足文学上的品赏玩味。《韩非子》开创的一些文学体裁。
“难”与“储说”尤其精彩，这也是历代备受文人垂青的原因之一。
《韩非子》有《难势》及四篇《难篇》，其中的“难”字，是批评、驳论的意思，读去声。这新创的体例，以批评、驳论来提出自己的政论。《储说》是储备各种事例传说，用来讨论人主治国之道，以“经”提纲挈领，再以“传”（或解作“说”）用故事解说经义。看他引证、批驳、议论，或看那些富涵哲理的故事，读者略加思辨，就往往爱不释手。
《韩非子》另外有《说难》，司马迁格外激赏，为韩非写传记时，特意把全文誊录一遍。韩非子曾多次向韩王进谏，屡遭挫折，在游说谏诤方面的切身体验，使《说难》布局周到，曲折耐玩。《说难》谈论游说谏诤的艰难，分析成败的因素，详记委曲陈辞的方法，条理清晰，举证完备，布局周到而又精密，文笔考究。这篇文章反映出战国时期君主的威势，以及士人求仕的艰难，可提供做研究古史的参考。
而韩非子主张积极进取的出仕观点，显现了崇高的政治理想，更难能可贵。他以伊尹、百里奚自况，强调积极进取，为天下、为国家，不辞卑辱，要施展抱负，挽救世局。《淮南子·修务训》《墨子·尚贤》《吕氏春秋·本味》和《史记》等都有记载支持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