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这一领域的理论分析论文寥寥，是时候由保护行动向学科学术转向了( 四 ) |非遗|王福州|非遗保护|保护非

2003年的《公约》是欧洲中心论主导下的产物，随着西方自身问题的不断暴露和欠发达国家对自身民族文化的不断对比反思，非西方文化早已不是陈腐或效率低下的代名词。我们的东亚近邻日本根据自己的非遗特点，提出“文化财”这个原创性的概念和范式，曾产生相当影响力。使得日本有机会向世界阐述有别于欧美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
有关遗产特别是文化遗产的体系建构，源自传统文化的根脉，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相互依存，须以确保文化结构的完整为前提，防止被肢解。而学科设置应立足塔尖综合布局，兼顾其综合与交叉特性，物质的一支与非物质的一脉交相辉映。依托艺术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基础学科，同时依托文化遗产形态学、非遗概论、非遗形态学等专业课程，总之围绕文化遗产学形成学科群。
在各高校，文化遗产学需要补充和完善学科规范、教材规范和培养规范。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近600所高校开设了和文化遗产相关的课程教育。作为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其建构受着诸多相关学科理念和方法的限制，需要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学科体系，加大文化遗产领域的人才培养力度。
《瞭望》：建构反映中华文明特点的文化遗产学科体系，路径为何？
王福州：2021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标志着非遗已渗入普通高校本科教育，对文化遗产事业将产生积极影响。同年，国务院学位主管部门同意有关学位授予单位开展非遗方向人才培养试点，可结合自身学科专业优势，在相关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下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有条件的单位也可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二级学科。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设置为二级学科，这表明在国家学科体制中正式确立了非遗学科的地位。同时表明中国非遗由“保护行动”向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转向的时机已来临，这必将涉及文化遗产的教育、学术与学科等系列变革。
我认为中国的遗产体系仅就学科建设有三项基础性工作：
一是文化遗产学可尝试升级为学科门类。此为牵引，既适应现行管理体制，又可明晰未来发展路向。当务之急，推出几所有基础的高校或院所展开教学试点，内容包括有关文化遗产以及非遗的形态研究成果及相关基础理论课程。以此为起点，推广普及。
二是优先厘清文化遗产体系。分类是体系化的关键，中国的博物理论曾深刻影响了西方的学科学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深度挖掘亦是现实之需。当下一项重要学术工作便是对文化遗产进行定位，从学术层面厘清其固有内涵；在此基础上对现有遗产类型进行梳理，借鉴国际上对遗产体系的类型划分，以物质和非物质属性进行统摄，根本厘清自然遗产、物遗、非遗、工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体育游艺类遗产间的关系。
三是构建文化遗产学学科群。从文化遗产的本体特征和形态特性入手，区分物质体系和非物质体系，依托文学、艺术学、历史学以及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等传统学科，以强化遗产的本体和门类的基础理论研究，形成遗产形态研究的系列成果。同时，学科群作为体系，学术层面既要向传统学科广泛采借，包括田野调查、实证分析、系统分析以及统计学、访谈口述等方法，还要在此交叉地带实现接通，以体现体系的交叉与综合特性。
刊于《瞭望》2022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