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提出士农工商对后人有着怎样的影响?( 二 ) _管仲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立国之本，极度重视农业。秦《田律》规定：出现旱涝蝗虫等灾情以后，各地官员须立刻书面报告情况，即使风调雨顺，官员也需要统计好各地的降雨状况以及收成情况。《仓律》专门以律法规定种籽入仓、存贮、检验、出仓等程序以及亩播种数量。《戍律》规定一户不准同时征调两个以上劳动力服役，违者罚交两副铠甲，就是为了保证不干扰农业生产。《仓律》还规定从事农耕生产官府奴婢，二至九月农忙时节，每人每月可增加半斤口粮，以激励人们从事农桑，确保农业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在名义上自然要给予农民较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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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于经济的贡献来看，商人显然要比工匠高，然而统治者却有自己的考虑。不是所有的统治者都像管仲一样出身商贾，大部分的士大夫打心底里鄙夷商贾，认为他们是祸国殃民的逐利小人。比如《汉书》中就主张道：“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商人较强的流动性以及它对于百姓的吸引力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即使商业对于繁荣国家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依旧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管仲提出士农工商对后人有着怎样的影响?】随着后世对于四民制度的重新构建，士农工商从对于平民的划分转变为尊卑排序。在户籍制度出现并完善以后，四民制度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概念，不过统治者显然是需要这种概念的。统治者需要将社会阶层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种阶层，且士要在最前面，以体现示人阶级的特权和地位，农则紧随其后，体现出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高度重视。工匠在古代并不受重视，所以还要排在农后面。而商贾在奉行重农抑商的古代，自然只能排在末位，被归为“四民”当中的“贱籍”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是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亦是统治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