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国父是谁?( 二 ) _土耳其

先军政治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行伍是中产子弟的理想出路。1895年，凯末尔如愿升入玛纳斯提军事预备学校，开启了军旅生涯。1899年，他进入伊斯坦布尔军官学校，开始了人生转折。
正是在军校，他接触了西方的革命思潮，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法国先哲的著作、纳默克·凯马尔的爱国诗篇，唤醒了他。
“这里没有文明，只有野蛮!封建领主的贪婪残暴、民族压迫的深重与苏丹(奥斯曼君主)专制制度的野蛮落后!”
唯有西化，才有希望。自此，凯末尔从苏丹的战士，成了反抗苏丹的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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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可以划一条横线，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19世纪亚洲的两端，两个老大帝国何其相似——国家羸弱、政治腐败、文化落后、人民愚昧。
革命，是打破这一局面的唯一方式。凯末尔，便是革命者。
在军官学校，他和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秘密革命小组，办手抄小报，写文章揭露苏丹的黑暗专制统治。
1902年进入哈拜参谋学院。1905年毕业，授上尉军衔。
这一年，地下工作者凯末尔，因参与政治活动被逮捕。之后被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发配到大马士革第五军营服役。其后，他一直被苏丹发配戍边，在战火中成长。不过，军功卓著的他，还是屡被拔擢， 1915年，已经是上校军衔。
也正是这一年，一次战役，奠定了他其后的人生辉煌。这一战，便是著名的加里波利之战。
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加里波利之战，几乎是必败之战。因为日薄西山的帝国面对的对手，是如日中天的日不落帝国：英国。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以批评苏丹著称的将领，竟击退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印度和纽芬兰军队的登陆进攻，把日不落帝国，重重地拍到海岸线下面。
1916年8月，凯末尔获得“伊斯坦布尔的救星”和“帕夏”的称号，名扬全国，威震欧洲。其后被任命为第二军团司令，晋升为将军。
按照奥斯曼帝国的传统，他已经位极人臣，连苏丹也要敬他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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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的大势，不会因个人扭转。行将就木的奥斯曼帝国，即便挺过黄昏，也终究难逃落日。
凯末尔并没有因为盖世军功，而放弃了自己的革命理想。
1919年，他受命为驻扎在萨姆松的第9军监军将领，负责残存的土耳其军队的复员和维持治安的工作。他利用这一身份，着手联合各民族主义抵抗力量，组建国民军。
1920年，英国还是占领了伊斯坦布尔。其后，英帝国逮捕议员并强迫苏丹解散国民议会，奥斯曼帝国的丧钟敲响了。
眼见国家沦陷，凯末尔决定另起炉灶。紧随其后，他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宣布组成代表国家的临时政府，并担任新成立的大国民议会主席，并拒不承认苏丹签署的丧权辱国的塞夫尔条约。但西方列强分食奥斯曼帝国的步子，已经迈开了，除了迎战，别无他途。
希腊，便是第一个“趁火打劫”的。凯末尔也迎来存亡之战：萨卡里亚河之战。
1921年8月，凯末尔成为国民军全权总司令，亲自指挥国民军与希腊军队在离安卡拉80公里外的萨卡里亚河进行战略决战。这一战，如果凯末尔输了，土耳其将彻底消散在历史烟尘之中。
他知道，这是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