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一方面对于士绅们联结官府与百姓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因此特权也使有些士绅们变得更加变本加厉 。士绅们不仅利用优免特权 , 将大量土地划归到名下据为己有,而且按照“地丁合一”的制度,处于优免范围的士绅们却占据了大量土地,进一步导致朝廷税收大幅度减少,看似稳定士绅的表面,实际却得不偿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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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年(雍正元年),因黄河急情,河南巩县知县张可标要求士绅与百姓一同当差服役,但却遭到以杨倬生为首的士绅们的强烈抗议;次年,封丘县令唐绥祖亦要求士绅一体,竟然还直接引起了生员撕考卷罢考扰乱考场秩序之事,经河南巡抚田文镜陈情上奏,雍正帝很干脆地批复了同意“士绅一体当差”的政策 。
并且在此期间,雍正还专门规定了士绅作为纽带桥梁而该有的权限:禁止包揽粮差以及欠抗钱粮,禁止包揽诉讼武断乡曲,禁止诡寄田地,违者必严惩不贷 。在雍正的果决干练之下 , 这一项政策被广泛全面地推行全国 , 对于百姓的差役负担有着明显的改善效果 。
乾隆时期取消士绅当差的必要性
经过雍正帝的朝乾夕惕,清朝的国库越发充盈 , 一改康熙去世之前所遗留下的入不敷出窘境,对于康乾盛世的缔造确实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也正因如此 , 在1735年(雍正十三年)乾隆继位之后 , 开始逐渐废止“一体当差”制度,这不仅仅在于国库充盈的现实状况 , 还在于乾隆初政时所面临的朝中局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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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5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 , 操劳了13年的雍正帝驾崩,享寿58岁 。根据他早于1723年便订立的密建皇储名单,四子弘历得以承继大统,但却有四位辅政大臣赞襄政务,他们分别是: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鄂尔泰、张廷玉 , 四人无一例外都是雍正所器重之人 。时年方25岁的乾隆在朝中尚无根基可言 , 故继位之初只能任命四位为“总理王事务大臣” , 且事无巨细均会向四位先帝重臣请教 。
而前文咱们也说到 , 对“一体当差”颇有贡献的田文镜已于1733年(雍正十一年)去世,而现今的四位重臣虽然当年也秉承父亲之意顺应制度的发展无异议,但这并不代表长期下去会不会有所改变,毕竟四人中有两人便是官绅当中的佼佼者,况且还是面对他这位尚无甚根基的少年天子 。
所以,根据以上两方面的现实状况,乾隆需要逐渐将士绅一体废除,是必须也是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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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客观因素之外,也有乾隆本身的主观性格所影响 。乾隆一生对祖父康熙尤为推崇,不仅是对他的千秋万业,也是对祖父“仁治”所产生的格外好感 。故在这样的环境下,以仁治天下的他 , 又怎会似父亲雍正那般,做出如此严苛之举呢 。
史海君说:
均田制的土地兼并严重,唐中晚期两税法的换汤不换药,明中后期一条鞭法的戛然而止,清初的地丁合一 , 古代赋税制度的变迁,仿佛永远都会存在有士绅这样的特殊人群,在享有优免福利的同时明目寄占田地,致使朝廷赋税无法保证良性循环的同时又令百姓苦不堪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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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雍正继位之后,以铁腕的决策方式有效遏制了不法士绅的恶劣行径 , 大大均衡了士绅与百姓之间因土地赋税的激烈矛盾,经过他的整改,已成颓势的财政又焕然新生,到乾隆继位之初,国库充盈百姓富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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