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海禁政策的影响?真的能禁住海外贸易吗?( 二 ) _海禁

明代的私人海外走私贸易的发生，是有其必然性的。正如我们于上文中刚刚提到的，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对“陆上丝路”的阻碍，催生了其后的地理大发现一样，明朝的“海禁”政策，也必然要迫使宋元以来，异常繁荣的“海上丝路”上的国际贸易，由明到暗，转化为走私贸易。因为宋元时候“海上丝路”的异常繁荣，已经致使中国的经济结构，于悄然之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一趋势，已经是无法逆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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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宋的三百一十九年间，朝廷对于商业的重视程度，似乎也并不亚于今天。据《宋史·食货志》的记载称，“天圣以来，国用浸广，有请算缗钱以助经费者。仁宗曰：‘货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无，何可算也?’”足可见，朝廷对贸易的重视程度了。
而两宋时期，居于世界翘楚地位的船舶制造业，就更使得其海上贸易的繁荣如虎添翼了。如《梁梦录·卷十二·江海船舰》所载：“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也就是说，两宋时候的造船技术，就已经遥遥领先于几百年后，到了大航海时代，欧洲的造船技术了。
与之相对应的，自然更有制瓷业、造纸业、丝织业、印刷业以及金银器和玉器制作，等行业的高度发展，为两宋的海上贸易提供了足够必要的输出的商品。而在这些产品高度发展的背后，所致使的国家结构形式的转变，亦是无法避免的。从宏观上讲，宋高宗皇帝赵构的一段话，就很能说明问题。
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的记载，赵构就曾洋洋得意地说，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 ，这一现象，其实早已逾越了一个传统农业国家财政收入中，商业贸易税赋收入的比例了。也就是说，似乎我们已经可以，将南宋视作为繁荣的商业社会了。
待到元朝建立以后，这一趋势非但没有受到扼制，其实是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元朝还在南海建立起霸权，把海外贸易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获取暴利。在马可·波罗于十三世纪末，于中国归国后，曾记述俱兰(今印度度奎隆)的情况说，“蛮子(中国南方)商船前往该地贸易，获取大利。”
这种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趋势，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能够扼制其发展步伐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当大明朝廷推出“禁海令”后，明代的私人海外走私贸易，便很快就大规模地发生，并迅速发展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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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产品的高度商品化，迫切需要流向海外市场;
在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空前繁荣的基础上，明朝建立伊始，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并出现了一些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如如闽广的甘蔗果木，太湖流域的湖州、嘉兴、杭州等地的桑蚕，安徽、浙江的茶，等等。
谢肇淛在其《西吴杖乘》里称，蚕桑之事，“湖人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也就是说，从事蚕桑的收人，是要比种植水稻所获之利，要高出好多倍呢。
事实上，除了以上农产品高度商品化的区域以外，在大明朝的其他更为广阔的区域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意味着沿海地区的商品化农产品在国内的市场是极其有限的，迫切需要流向海外更为广阔的市场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