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的《太平天国》在汉学界当中流传非常广的,他与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太平天国的角度有所不同,史景迁无心撰写一部巨细靡遗的天平天国通史,也无意阐述太平天国这场运动的宗教信仰 。而他更感兴趣的是研究洪秀全的精神世界,称洪秀全及其信徒是在一种“天启式的灵视”之中步入了这场十九世纪的大浩劫运动 。所以他的写作用意在于提供一个清晰有序的脉络,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对基督教教义的利用和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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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很有意思,2012年底和2013年年初同样有两本关于太平天国的图书出版,两位作者都是史景迁的学生:一本是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裴士锋(Stephen R..Platt)的《天国之秋》;另外一本是霍普金斯大学的副教授梅尔清(Tobie Meyer-Fong)的《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与19世纪中国》 。两本书对太平天国有一个基本的定位,太平天国既不是叛乱,也不是革命,而是一场“内战” 。裴士锋在访谈中解释说,到底是农民起义,还是革命,还是内战,这些术语的选择反映的是历史学家个人判断,也就是站在其中一方判断谁对谁错 。如果把这场运动称之为“太平叛乱”,毫无疑问是站在清王朝一边 。这个概念暗示着太平军是罪犯,他们应该为战争中全部的暴力负责 。但另外一方面,如果称之为“起义”或“革命” , 那就是站在了反叛者一方,认为太平军是对政府残酷统治的反叛 。而用“内战”这个概念,它能准确描述这场中国内部战争的规模和力量对比 。这两本书处理这场内战的方式也不同,裴士锋对《浩劫之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 说“梅尔清对于19世纪中国战时和战后体验的开拓性研究是一部稀有的学术著作 , 它不仅在知识层面 , 也会在情感层面 , 产生深刻共鸣 。正因其感伤力和洞察力 , 使这部著作具有思想触动性、心灵震撼性 , 以及最重要的眼界开阔性” 。这是因为《浩劫之后》把写作的着重点放在了战争之后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身上,从不同人 , 士人、士兵、妇女、儿童、官员以及变节者等等视角上,梳理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内战之一的不同体验和记忆 。在梅尔清看来,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太平天国战乱对个人的影响绝不逊色于其对政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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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士锋处理太平天国的角度又是另外一种方式 。与史景迁相比,裴士锋借用了他的用故事讲述历史的叙事手法,用很多信服的细节来陈述和还原历史过程 。但他写作中最关心的问题是 , 在这场惨烈的内战之中,西方人视域中对这场战争有何认识和看法;这场内战纳入到当时的全球文化视野中 , 又是什么样的:“撰写此书的目的之一,是协助恢复中国十九世纪时在世界上应有的位置 。中国不是个封闭体系,全球化也谈不上我们有时以为的晚近现象 。大清帝国透过贸易深深融入世界经济,因此,中国这场内战与地彼端的欧美有千丝万缕的纠葛,受到外界即时的关注 。”
【马克思为何一开始支持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就不支持了呢?】他在书中提及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太平天国与当时的美国内战南北战争并列 , 都是十九世纪不可忽视的战争 , 对英国尤其重要,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英国当时最重要的贸易市场 。书中另外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英国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跟清王朝合作,打败了太平天国 。按照当时首相帕麦斯顿的说法 , 英国介入镇压太平军 , 重启中国贸易,可以大大弥补在美国内战中的经济损失 。否则 , 按照中国数千年一治一乱,一乱一治,王朝更替的方式 , 清王朝很可能早被代替 。太平天国的失败 , 至少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延缓了五十多年 。但是这种观点仍然会受到质疑,就算太平天国代替了大清帝国,是否就意味着他们会向全球市场开放?虽然他们有着相似的宗教,但是我们总能发现 , 太平太平天国的宗教与西方的基督教教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 洪秀全在战争后期的一系列行为已经证明了,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他不过是利用这种肤浅的中国式的教义来完成自己神化地位,他与其他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并无多大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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