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的新证据是什么 _大禹治水

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学家对大禹治水的真实性提出了很多质疑。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白鸟库吉就曾针对尧、舜、禹皆非历史人物这一主张。这些说法至今仍有不小影响。不过，国内多数学者并不认同顾氏的主张，毕竟诸多早期文献载有禹治洪水的故事，想把它们一笔抹煞是不可能的。只是这些故事确实包含不少神话成分，需要认真加以清理，以便弄清禹时期是否真的发生洪水、洪水的性质，以及禹治洪水的真相等问题。
【大禹治水的新证据是什么】商人也早已知道前朝发生洪水的故实。甲骨卜辞中的“昔”是会意结构，意谓洪水之日;“灾”字形像川水被壅为害，这些都表明商代以前发生过洪水，且深深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
近年发现的西周中期青铜器豳公盨铭文，有助于廓清疑古学者的部分怀疑。这件出自西周贵族之手、带有训诫意味的铜器铭文，十分清楚地记叙了禹治洪水的故事，等于向世人昭告疑古学者所持的禹治洪水出于战国时人假托的说法为无端臆说。
铭文首称“天命禹敷土，陶山浚川” ，一则表明，在周人心目中，禹乃是同周文王、周武王、商汤一样的受命之君，他通过治理水患而有德于民，而非什么天神;再则表明，禹的治水方法为“浚川”，即疏浚小的河川，此与文献所载他“疏川导滞”的治水方法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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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采取这种治水方法，不过是要促使被淹没的土地尽快显露出来，以便重新分给广大民众，也就是所谓“敷土”或“布土” 。至于铭文中的“陶山”，则是对付洪水的另一种方法，即累土为丘，人居其上，以躲避洪水。《淮南子·齐俗训》称“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豳公盨铭文有关禹治洪水之事，固属后人对前代史事的追记，但它描述的禹治洪水的具体情节，却很符合夏代国家兴起的那一带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考古调查的情形。禹时的洪水决非一场遍及天下九州的洪水，它只发生在禹领导的部族联盟居住的范围内。
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学者试图从气候或地理环境的角度论证大禹治水的时代与背景，如将大禹时期的大洪水归结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气候变化。
公元前2000年前后确实是个重要的转捩点，该时期的气候变化对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气候变冷引发的相对湿度加大和降雨量增多造成当时中国北方异常洪水多发，从黄河上游、中游到下游均发现洪水的沉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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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问题关键是要弄清禹所遭遇到的这场洪水的性质及其发生地域。根据文献记载，禹的治水实不过是对其所居住地域发生的大面积洪涝灾害进行的排涝、开挖沟洫以便疏通积水的工作，即如豳公盨铭文所说的“濬川”、《论语·泰伯》所说的“尽力乎沟洫”一类性质的工作。
由此论及洪水发生的地域亦即禹部族之居处，必在黄河中下游平原一带地势低洼之处。即处于西边的太行山及东边的泰沂山地两个高地之间，并处在古代黄河与济水之间，按《禹贡》九州的划分属于古兖州。这里不仅地势低洼，而且河网密集，湖沼遍布，一旦发生洪水，境内百川之水便先自溢出，易造成长期不去的水涝。故而古代河患的记录几乎全是在这一地区。
除以上地理形势的分析外，古代文献中亦留下了兖州与禹时洪水相关的记录。这些文献一致认为，夏朝的建立与大禹治水密不可分。如《国语·周语下》称“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便是将禹接受天命拥有对天下的统治权，归结为他通过治水使万物重新获得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