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孕育出了唐人独特的审美观( 四 ) _出了

时代性：服装形式的发展，除了符合人们的群体心理，要轻便实用外，还与时代密切相联。例如鞋，它是服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天宝以前，随着胡服在长安的盛行，靴作为配套服饰也颇受欢迎。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载：“靴者，盖古西胡服也。”“其制短靿黄皮，闲居之服。”贞观时马周改变靴制，“得着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骑也，文武百僚咸服之” 。一直到唐代宗时仍令宫人侍左右者，皆着红锦靿靴，歌舞者也都着靴。中唐胡服过时以后，妇女们则多穿高圆头、方平头、尖小头、云形、花形、重台、如意等式样的蒲履、丝履、线鞋、麻布鞋，小且浅，行动更轻便。从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实物和西安出土女俑鞋履来看，唐人鞋子上还绣织或装饰各式花样。虽然文武官吏还穿着靴子，但妇女们着靴则已少见，这就说明靴的穿着是有时代性的。
民族性：唐代服装虽然从异质文化中汲取养料，但却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土壤里。例如裤褶服本是盛行于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唐贞观二十二年，朝廷令百僚朔望日服裤褶入朝。天宝中，朝廷规定朱裤褶为京官六品以下朝参之衣。但在安史之乱后，人们认为服装的外在形态以及整个胡人生活模式对长安社会起着销蚀的作用，要以汉族的服装来激发人们的民族之心，因此贞元十五年罢裤褶之制。这种以胡服非古之礼服，不符合汉民族的心理习惯为借口而加以摒弃的做法，表明唐代在打开大门吸收外族文化时，还是以民族的、社会的效果作为检验服装的基础。同样，为了消除本民族的涣散，唐朝对入居长安的胡人改穿汉服也进行干预，大历十四年朝廷下诏鸿胪寺：“蕃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表面上是针对“商胡伪服而杂居者” ，实际上是预防给本民族心理造成消极影响。
流行性：唐代妇女服装流行性比较典型的是下裳的裙，其中最时髦的是中青年妇女喜欢穿着的石榴裙，唐诗中有许多描写，如李白诗“移舟木兰棹，行酒石榴裙”，白居易诗“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等。石榴裙作为一种鲜艳的红裙，给人以鲜明、奔放、热烈的感觉，洋溢着青春的、明快的气息。裙子不仅流行色彩娇艳，流行式样也多，比如李群玉“裙掩六幅湘江水”的款式，王建“两人抬起隐裙”的花纹，孙棨“东邻起样裙腰间，剩蹙黄金线万条”的装饰，刘禹锡“农妇白纻裙”的颜色，皮日休“上仙初着翠霞裙”的质料，都说明裙式服装的流行得到了各阶层妇女的喜模乐仿，是由长安大众共同心理倾向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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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特征说明长安气象不是空泛的名词概念，也不是史料的层层堆积，而是活生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风貌神态。具体地说，唐代服装是当时生活方式链条中一个最突出而又最敏感的环节，它是长安世道人心变迁的前奏，其开放的程度往往成为社会转折的标识，其变化的速度则又经常成为民心趋向的碑记，所以服装的变化要牵动许多社会现象。虽然统治者企图禁止服装的越礼逾制，以实现等级名分、循礼蹈规的理想社会模式，但在长安这样政治、经济、文化重叠交融的中心地，恰恰发生着以服装为代表的审美观念、民族精神、时代气势、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变革，这种多维、多变、多样形态的出现确是统治者始料不及的。
三
气象是由比较具体的万物与人物来体现的，从服装形式的初步印象可以感受到文化的基调，从款式审美可以领会到内在的气质，从外在色彩可以发现人们的心理世界与环境气氛。通过这样三个环节使人认识到唐代服装与其他历史时期的风格大不相同，不仅在于汉晋的冠冕变成了隋唐的幞巾，更重要的在于民族精神融汇了外来的文化营养，既花团锦簇又大方开放，既袒胸露臂又柔和明朗，这是各个朝代都没有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