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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尤其反对迎合自己心思 。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曾奉御笔谕旨,先是“悬挂堂中 , 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 。他不无讨好地奏报说,如此“时凛天颜于咫尺 , 勿忘圣训于须臾,触目惊心,甚为有益 。”并请皇上命令各省官员一律在衙门屏门上刊刻谕旨 。雍正帝当即给吴关杰泼了一瓢冷水,教训他:你本不是超群之才,料理好你分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和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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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七年,有御史李元直具折陈奏:“窃谓诸臣有牢不可破之陋习,曰迎合,曰畏葸 。皇上以为可,无一人敢言其不可也;皇上以为不可,无一人敢言其可也 。”“是非得失 , 置之不论;功名富贵,苟且自全 。以此任事,于国何补!”并进而直言此种陋习“六部莫不然也” 。雍正帝赞赏李元直“真实任事”,认为他言中了朝臣不实心任事的要害,把他召入内廷,面赐荔枝,勉励他“嗣后仍尽言毋惧” 。当时陋习除迎合还有应付,雍正帝曾严厉斥责“内外衙门于奉到事件若不过行一文书,出一告示,徒托空文 , 竟不见诸实事”的浮泛作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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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臣工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诿过卸责之空文 。雍正五年,安徽巡抚徐本上折,内有“臣深觉见识愚昧”一语,雍正帝在愚昧”二字旁批道:“此二字,朕深恶之,非由衷之言也 。”雍正七年十二月,陕西巡抚武格奏复日前呈报得雪日期迟延之缘由,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 。”雍正帝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怒加训斥:“朕深恶此等虚诈之俗谈!若将汝等愚昧之人用为严疆督抚,则朕之愚昧又何如也?但用一诚实好,似此空文何必!"在工部尚书夸岱的一件奏折上,雍正帝批道:“明系不尽心办事,何得以‘才识庸陋’一句巧诈之词推卸!”正是雍正出色的情商和务实的实现,在十三年的治理上,扮演着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在整个清代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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