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名家谈｜林岗：现代中国文化的三种精神气质( 二 ) |林岗|中文系|鲁迅

鲁迅是硬骨头精神的代表人物。陈漱渝有一本书叫《鲁迅和他的论敌》。我觉得还是沿用鲁迅自己的说法叫“怨敌”比较好。 “怨敌”除是非之外更重要的是情感和立场的截然对立。鲁迅在跟“怨敌”怨怼的时候，把私仇上升到一种公义的高度，这是他的文字至今还有意义，还激励青年，还值得读的原因。鲁迅的写作是复仇式的写作，他的怨敌可能是具体的人，也可能是抽象的，私仇里燃烧着公义的火。所以从根本上说鲁迅要复的这个仇，既是私仇，更是公仇。最好地诠释他写作意图的是小说《铸剑》。就硬骨头精神而言，鲁迅是个代表，但也不局限于鲁迅，还包括《新青年》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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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名家谈｜林岗：现代中国文化的三种精神气质】林岗教授（右）向中山大学中文系赠书，由中文系主任彭玉平教授接收刘程锦摄
? ?进步气质扮演着为中国召唤未来的角色
现代中国文化的第二种精神气质是进步气质，它与西方的进步主义仿佛相似但并非同类。新思潮给现代中国植入的进步气质更多的是弃旧图新的浪漫情感，与晚清传入的进化论有较大的关系，进化观念构成现代文化的进步气质的底层逻辑。
我个人非常欣赏这种进步气质，这是古代中国文化所不见的新质。当社会处于持续转型当中的时候，具体情形之下的新和旧是相对的。旋新旋旧，几成常态。如果固步自封，将事物凝固化，那由新入旧，举手之间就会发生。进步的精神气质可贵就在于它是防止这种固步自封情况发生的良药。因为它是可以召唤的，不是固定的。在具体历史情境下，我们看到了进步气质摧枯拉朽的作用。 “五四”年代，白话文是进步的，文言文被目为守旧；国民革命年代，打倒列强除军阀是进步的，维护军阀统治是落后的；十月革命炮声响的年代，马克思主义是进步的，其他主义是落后的；改革开放年代， “两个凡是”是落后的，改革开放是进步的。
现代文化的进步气质在历史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为中国召唤未来的角色。它超越具体的政治主张，它不可能是具体的政治观念。正因为它不是具体政治主张，它才能像魂魄一样，为大变迁的时代召唤未来，为处于大变革历史进程的古老中国注入弃旧图新的强大动能。
? ?科学理性扮演了奥卡姆剃刀的角色
现代中国文化的第三种精神气质是科学理性。科学理性的文化植入过程并不始于新思潮运动，远在晚清年代就开始了。那时科学被称为格致之学，包裹在儒学之内，随着朝政衰朽，随着儒学不能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科学逐渐从儒学一元体系中剥离出来，科学理性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
“五四”新思潮为科学理性成为强烈的批判性话语发挥了临门一脚的作用。于是我们看到现代思想变迁中最为有趣的现象：科学原来是寄生在儒学之内的从属分支，最后转变为批判儒学最为有力的思想工具。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赛先生”一说，理直气壮，旧思想、旧文化、旧观念由此望风披靡。新思潮运动使科学理性跃迁出具体的科学活动的圈子，它的意义不在于大众是否真正懂得掌握科学，而在于使得现代人生和文化中渗透着科学理性的观念和方法。因此从整体观察，它其实是由古至今中国文化史上又一次意义深远的世俗化。
科学理性在现代中国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简言之扮演了奥卡姆剃刀的角色。在大破的年代，光说该破的事物是旧事物是不足够的。要以理服人，那你的理在哪里？科学理性在这个时候就成为最好的理由。一句话，不科学，那所有妖魔鬼怪都在这个照妖镜面前现了原形。这样做当然有副作用，但处在过正才能矫枉的时代，利取其大，弊取其轻，是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