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宋代时期的御书拨赐制度的形成纸本水墨|书画|邀请展|美术报

宋代帝王好赐御书的传统最早始于宋太祖，但就笔者所见文献而言，宋太祖的御书大多是赐给近臣，如曾赐书给李符和王溥，但也有曾赐御书给峨眉山牛心寺的记录。而大量将御书赐给寺院道观的皇帝则是宋太宗。
太宗本人酷爱书法，尤善草书、飞白。他不仅经常将作品赐给身边近臣，而且也有意识地将书法作品统一收藏。
及至晚年，太宗开始将其书法作品分赐寺观，如淳化三年，赐《佛赋回向文》等三十徐轴赐明州瀑布观音寺。至道元年，太宗赐书的规模开始扩大，他令人将其草书作品《经史故事》刻石，并摹拓数百本，命内侍裴愈分赐至江东名山福地和佛道宫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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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晚年热衷
太宗晚年为何突然热衷将其书法颁赐名山圣地，特别是佛寺道观呢?除了显示皇权，体现皇恩的浩荡悠远之外，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欧阳修于庆历二年，为酸陵县登真宫作《御书阁记》中道出了其中原因之一: 宋太宗闻唐玄宗所赐登真宫御书之名，爱好书法的他随即令取至京师观赏，后又再回赐飞自书。
这隐约间透露出太宗以前代贤主为楷模并欲与前代明君比肩之意，同时也符合宋太宗张扬好胜的个性。早在太平兴国八年十月以前，太宗就曾对内府中所藏图书古帖的数量不满，而这种不满，正是建立在与唐代开元盛世的比较之上。
另外，御书颁赐保藏在寺庙还有诸多好处:首先宗教场所的神圣庄严和世俗皇权的威严可以互为护持;其次寺庙道观多隐于山林幽深之处，雇翰作品可以避免战乱和自然的损毁，能得到保有。
南宋初，为证明自己得继正统，宋高宗曾肆力搜求祖宗御书，但靖康之变带来的兵交之灾，己将存世的御书损毁殆尽。在明州广利寺，却意外搜访到仁宗皇帝的大量宝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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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皇帝大悦，遂赐赏有加”，这大概也是后来高宗十分乐意将其所临晋唐人书帖及《黄庭经》遍赐全国佛寺道观，每州各两函的原因之一，这种普赐规模，其总数应达到几百函5，十分惊人。
热衷的原因
根据刘挚《南岳御书阁记》中提到的时间推算，从太宗至道元年赐江东名山福地道宫廓各藏一本草书《经史故事》石本始，依据御书拨赐度喋的制度就己经开始具体实施，当时的政策是“每岁推恩，度其守藏之学者一人”，真宗于大中祥符二年十月，将依据御书拨赐度碟的政策固定下来。总体来说，宋真宗是御书拨赐度碟制度的有力推动者。
为表达对先帝的崇敬之心，真宗先后于咸平三年六月、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将太宗御笔墨迹，遍赐天下名山寺观，如此一来，则意味着受赐寺观规模继续扩大，拨赐的度碟总数也会随之而上升。
太宗之后，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徽宗都曾有御书颁赐到全国各地的寺观道院，南宋的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亦不甘示弱，将这一独特的政治宗教文化现象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宋太宗的御书拨赐，是形成整个宋代御书拨赐制度的基础，所谓祖宗立下的家法，后世子孙不过是沿袭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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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御书颁赐过程中，绍兴天章寺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绍兴兰亭曾为书圣王羲之流筋曲水旧地，又有王羲之书堂旧址，此处本无佛教寺庙。至道二年，内侍裴愈奉太宗之命分赐江东名山福地御书石本，绍兴僧子谦乞得御书收掌，遂申请于此地新建寺庙，后得太宗救额为“天章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