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坡：第四个也是火枪手( 二 ) |胡适|伍译|君朔|林纾|小仲马

凑巧的是，林纾最著名的译作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小仲马著；伍光建最著名的译作是《侠隐记》，大仲马著。大仲马是小仲马的爹，但在中国先出名的却是儿。
说来有趣，仲马，法文原作杜马（Dumas），大概因为林纾是福建人，闽音读作“仲马” 。这种不准的对音，也影响了伍光建，萧规曹随，以致他一“仲”到底。
伍光建在近现代翻译史上之所以有着相当崇高的地位，有人认为是他开创了采用白话文来翻译的先例。对此，我稍有异议：《侠隐记》于1907年7月初版，而吴梼用比较纯粹的白话文译出高尔基《忧患余生》则在1907年正月二十五日，故伍译“最早”之谓并不可靠。但相较而言，伍的白话确比吴的白话更“白”、更成熟、更流畅，几乎与当今人们使用的现代汉语没有什么代沟，这才是亮点。须知， 1907年，还在光绪年间呢，诗坛由同光体主导、文坛为桐城派把持，用大白话写文章，简直是引车卖浆之流所操的语言，离经叛道。为此，他受到大力提倡用白话文的胡适大加推崇，便不奇怪了。
1918年3月15日，胡适发表《论短篇小说》的讲演，说：“我以为近年译西洋小说当以君朔所译诸书为第一。君朔所用白话,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创的白话,最能传达原书的神气。其价值高出林纾百倍，可惜世人不会赏识。 ”1928年，胡适给曾朴的信中又说：“近几十年中译小说的人，我认为伍昭扆先生最不可及。他译大仲马的《侠隐记》十二册，用的白话最流畅明白,于原文最精警之句，他皆用气力炼字炼句，谨严而不失为好文章，故我最佩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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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隐记》
如果有人认为胡适因“爱屋及乌”而偏心的话，那么，徐志摩约伍光建为新月书店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绝非偶然了。当年，新月书店在《英文名著百种丛书》的广告中称：“伍先生是当今国内最有经验的翻译家，其译笔极为灵活，往往遇顶困难的地方，能有传神之妙，为原著机警灵敏的对话生色不少。 ”我很怀疑此乃出自徐志摩手笔。
1937 ，茅盾发表评论指出：“我常觉得伍译在人物个性方面总是好的，又在紧张的动作方面也总是好的。而对话部分，尤其常有传神之笔。 ”他在比较了伍光建和李霁野翻译的两个《简爱》文本后认为：“对于想看到些描写技巧的文艺学徒，则李译比伍译有用些” ， “对于一般读者，伍译胜于李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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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光建译《孤女飘零记》（简爱）
钱锺书的老师叶公超甚至认为，英国哥尔斯密的《诡姻缘》能由伍光建这位“翻译的老手”来译， “是读者修来的幸福” 。
那么，是不是伍光建没有林纾、严复那样写古文的根柢和才具，转而专注于白话文呢？这个理由不存在：一是他受教于严复，得到过严格的古文作法训练；二是1918年他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植物学大辞典》写序，用的便是极为典雅的文言，令进士出身的张元济十分佩服。
董桥曾在“夜光杯”上撰文提到，胡适给伍光建写信，提到：“先生喜用‘啦’字代‘了’字，鄙意以为凡全用北京语之文字，应用‘啦’字，但普通白话文既不全用北京语调，似宜仍用‘了’字……”反映出伍光建十分自觉地尝试往通俗化、口语化方向靠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