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西坡:第四个也是火枪手

近日,陈子善教授发表《不该漏了施先生》一文,吁请“研究现代翻译史,不该漏了施先生”。
施先生,即施蛰存先生。
我不了解研究近现代翻译史的哪些著作漏了施先生,据我所知,至少晚近四十年来,施先生在“四窗”(小说创作、古典文学研究、碑版鉴赏及外国文学翻译)上取得的成绩,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认识。施先生对于现代翻译史的贡献,读书界是漏不了的,除非研究翻译史的学者以为,相对而言其影响和地位还不够。
由此,我想起和施先生的情况颇有异趣的是,研究近现代翻译史的学者绝对不会遗漏而读书界却不甚了解的一位翻译家。那个人,就是伍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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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光建
伍光建(1866-1943),原名光鉴,字昭扆,号君朔;广东新会麦园人;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第一届驾驶科(第一届有30名学生,伍光建的同班同学中就有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入选清廷第三届派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后转学伦敦大学,攻读数学、物理、化学);归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甲午战争结束后曾随驻日使馆参赞吕秋樵东渡日本襄理洋务;又随载泽等五大臣考察欧美各国任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头等参赞;清末民初在海军部、盐务署、财政部、外交部、总统府等任高级顾问等,履历繁复,职级很高;1937年后离任,移居上海,专事翻译。
甲午战争爆发后,伍光建出于义愤,主动请缨,最终因深度近视而未能如愿。此事,也许对个人而言错失了报效国家的机会,然而毕竟为中国保存了一颗日后成为翻译大家的种子。
中国近现代翻译界可称大家的,学海军(水师)出身的居然不少,比如严复、鲁迅、周作人、田汉……当然还有伍光建。这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可以解释为当局在鸦片战争、甲午海战中吃了大亏,认识到坚船利炮的重要,于是鼓励学子报考水师学堂。
当时,学航海、学轮机、学驾驶等都需要相当的文化程度包括外语水平才行。如果最早学海军的那批人对自己的专业不感兴趣了,改变志向,很容易华丽转身,专业或业余从事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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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光建译《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
伍光建一生翻译了130多种外国著作,包括外国文学、史学、哲学作品以及各类数理教材,粗估总字数达一个亿。
这真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如果让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恐怕一生都抄不完。
康有为有诗捧林纾:“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喜剩灵光经历劫,谁伤正则日行吟。唐人顽艳多哀感,欧俗风流所入深。多谢郑虔三绝笔,草堂风雨日披寻。”(《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想不到竟惹恼了严复: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不识的译才?我才不屑与林为伍呢!
那么,谁配呢?不用说,是伍光建。
当然,严复也不一定认可他,因为伍光建是严复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时的学生。师生相提并论,照严复的性格推断,师道尊严嘛,这口憋屈气是无论如何也忍不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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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与严复侧重哲社、林纾侧重文学不同,伍光建的译品覆盖了文史哲数理化。其中最早,最出名,最能代表其翻译水平、风格的译作,便是大仲马的《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和《续侠隐记》(今译《二十年后》)及《法宫秘史》(今译《布拉琪龙子爵》)。
凑巧的是,林纾最著名的译作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小仲马著;伍光建最著名的译作是《侠隐记》,大仲马著。大仲马是小仲马的爹,但在中国先出名的却是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