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西坡:第四个也是火枪手( 二 )


说来有趣,仲马,法文原作杜马(Dumas),大概因为林纾是福建人,闽音读作“仲马”。这种不准的对音,也影响了伍光建,萧规曹随,以致他一“仲”到底。
伍光建在近现代翻译史上之所以有着相当崇高的地位,有人认为是他开创了采用白话文来翻译的先例。对此,我稍有异议:《侠隐记》于1907年7月初版,而吴梼用比较纯粹的白话文译出高尔基《忧患余生》则在1907年正月二十五日,故伍译“最早”之谓并不可靠。但相较而言,伍的白话确比吴的白话更“白”、更成熟、更流畅,几乎与当今人们使用的现代汉语没有什么代沟,这才是亮点。须知,1907年,还在光绪年间呢,诗坛由同光体主导、文坛为桐城派把持,用大白话写文章,简直是引车卖浆之流所操的语言,离经叛道。为此,他受到大力提倡用白话文的胡适大加推崇,便不奇怪了。
1918年3月15日,胡适发表《论短篇小说》的讲演,说:“我以为近年译西洋小说当以君朔所译诸书为第一。君朔所用白话,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创的白话,最能传达原书的神气。其价值高出林纾百倍,可惜世人不会赏识。”1928年,胡适给曾朴的信中又说:“近几十年中译小说的人,我认为伍昭扆先生最不可及。他译大仲马的《侠隐记》十二册,用的白话最流畅明白,于原文最精警之句,他皆用气力炼字炼句,谨严而不失为好文章,故我最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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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隐记》
如果有人认为胡适因“爱屋及乌”而偏心的话,那么,徐志摩约伍光建为新月书店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绝非偶然了。当年,新月书店在《英文名著百种丛书》的广告中称:“伍先生是当今国内最有经验的翻译家,其译笔极为灵活,往往遇顶困难的地方,能有传神之妙,为原著机警灵敏的对话生色不少。”我很怀疑此乃出自徐志摩手笔。
1937,茅盾发表评论指出:“我常觉得伍译在人物个性方面总是好的,又在紧张的动作方面也总是好的。而对话部分,尤其常有传神之笔。”他在比较了伍光建和李霁野翻译的两个《简爱》文本后认为:“对于想看到些描写技巧的文艺学徒,则李译比伍译有用些”,“对于一般读者,伍译胜于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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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光建译《孤女飘零记》(简爱)
钱锺书的老师叶公超甚至认为,英国哥尔斯密的《诡姻缘》能由伍光建这位“翻译的老手”来译,“是读者修来的幸福”。
那么,是不是伍光建没有林纾、严复那样写古文的根柢和才具,转而专注于白话文呢?这个理由不存在:一是他受教于严复,得到过严格的古文作法训练;二是1918年他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植物学大辞典》写序,用的便是极为典雅的文言,令进士出身的张元济十分佩服。
董桥曾在“夜光杯”上撰文提到,胡适给伍光建写信,提到:“先生喜用‘啦’字代‘了’字,鄙意以为凡全用北京语之文字,应用‘啦’字,但普通白话文既不全用北京语调,似宜仍用‘了’字……”反映出伍光建十分自觉地尝试往通俗化、口语化方向靠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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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致伍光建的信
综上所述,伍光建的译笔不仅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而且获得严谨学者的推崇,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不妨撮录《法宫秘史》(1908年出版)中的一节,以便更直观地领略伍译的风采:
路易赛写完了“洛奥尔先生”几个字,停了笔问道:“我往下写什么?”孟太理道:“你心里想什么,就写什么。”路易赛道:“你一定晓得我心里在那里想什么。”孟太理道:“你想的是一个人。”路易赛道:“孟太理,你看我真是想人么?”孟太理道:“路易赛,路易赛,你的蓝眼睛也有大海的蓝水一样深,我去年在布朗地方见过大海。我说错了,大海最是难测的,你的眼睛同天上的蓝色一样深。”路易赛道:“你既然能看我的眼睛,自然也能看我的心。你看我现在心里想什么?”孟太理道:“我晓得的。你心里并不要说洛奥尔先生,要说的是我的宝贝洛奥尔。”路易赛喊了一声。孟太理道:“这算什么,你还要脸红。来罢,我们这样写罢。”于是口里念道:“我的宝贝洛奥尔,你在王爷身边,远在巴黎,你要我写信给你。你在那里过的日子一定没趣,你故常时记念乡下的朋友,......”路易赛微笑说道:“孟太理,不是这样的。我心里并不是这样想,我写给你看罢。”于是拿起笔来,在纸上写道:“你若不是常常着急要打听我的消息,我心里是一定不高兴的。我在这里,时时刻刻都想起我们从前在一起所过的几年快乐日子。从此以后,我心里只能容从前快乐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