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明末清初文人画：饱含了其丰富内涵的感伤主义情怀

明代中叶时期，浪漫主义思潮占据社会文艺发展的主要地位，预示了个性解放的来临。可是其后的清代统治，与明代开放性风气截然相反，整个社会充斥着丢失了思考、依据的头脑和理论的文化。
在这个黑暗时期，一波饱含了感伤主义情怀的文人、一群时代的孤独者们，不断坚持对自我的深度挖掘和对外的深刻思考，通过在作品中释放自己的激情愤慨，表达内心的孤独与悲痛，坚守心中的理想与美好，谱写了时代的精神悲歌。
癫狂悲歌的徐渭
徐渭，明代中后期人，出生时，已是明朝接近没落的时候，他的命运仿佛只是明亡的一个缩影。徐渭幼年相继丧父丧母，少年便寄人篱下，第一任妻子也在生下孩子后的三年去世，亲人的相继离去，使得徐渭内心极度荒凉。在政治抱负上，徐渭壮志满怀，文采出众，可他一生却经历了八次科举未中的打击和挫折。
仕途渺茫，人生无望，在入狱期间，他先后自杀过九次，其方式和决心令人不寒而栗，自此，感伤伴随了徐渭的整个后半生。入狱的七年，徐渭经历了从必死到重获生命的过程，之后便再无所顾忌，肆意释放自己，寄情艺术，在绘画和书法上透彻淋漓的表达自己对命运的呐喊。
徐渭出生时正值心学大盛，受到心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徐渭在狱中的《玄钞类摘序说》中说：“自执笔至书功，手也；自书致至书丹，心也；书原，目也；书评，口也。心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从中可以看出，徐渭反对盲目的尊古，也不会轻易听信别人的评论，他主张以“心”为上，并将此理念贯彻在绘画创作中。
徐渭作的《牡丹图》，不使用任何赋色，只以水墨表现，牡丹是绚烂、繁缛、富丽的，而徐渭作之却不着一色，从精神和心灵的自由来看，是为了除去负累，以求纯净的表达，体现了徐渭对色相世界的厌倦和不满，对人生的空漠和感伤之情，亦表达了他心中对纯净世界的追求。他对美有着自己的理解，这种美由他自己来定义。
徐渭的生平使得其画面内部透露的狂愤郁结，笔墨下的泪痕感伤，皆是其内心困苦、挣扎、焦灼、错乱的疯狂自述。徐渭画的《墨葡萄》，破墨、积墨手法运用自如，淋漓的水墨交融，笔势抒情奔放，不拘形似，在像与不像之间，画出了超脱物象的枯枝藤蔓和破败的残叶，此时的徐渭为逃离现世，已是纵情在水墨的世界中了，他在绘画中力图摆脱对现实表象的执着，关心最真实的自我情感。
徐渭在狂放的技法下合理地融入书法的线条，其笔下的葡萄藤如张旭的狂草，穿插肆意，又不失考量，利用超出想象的留白制造的空间布局，更加渲染了情绪情感的宣泄。徐渭的文学修养也是极高，他在画面常题跋诗句，例如《墨葡萄》中的一句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诸如此类的诗句在徐渭的画中经常出现，亦是为其画作增添了不少的感伤情怀。

文章插图

亦哭亦笑的朱耷
朱耷，号八大山人，生于晚明末期，是朱元璋的孙子，明朝皇室后裔，十八岁时，明朝就灭亡了，随后不久，父亲负累去世，顺治五年，妻子早亡，朱耷奉母带弟走投无路，只得入耕香寺隐姓埋名，落发为僧，彼时的朱耷年仅二十三岁。
朱耷的一生都在因明朝后裔的身份不断逃亡，为躲避迫害，隐避山林道观，过着亦僧亦道的生活，可由于长时间被迫的忍受戕害和家国灭亡的痛苦，朱耷终是积郁成疾。据陈鼎记载，朱耷发病时，于街市或仰天大笑，或伏地恸哭，已是疯癫模样。
朱耷一生先后出家共三十余载，也曾还俗过、娶妻过，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家国，在他的画作上经常能看到一种如同鹤形的符号，即“三月十九”四字，这是明亡的日子。朱耷只能通过这种深藏隐晦的方式来寄托自己对家国的深情，可亡国的事实已无法改变，最终在贫困潦倒中结束了这感伤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