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静&韩非君道论的政治逻辑与内在矛盾

“体道守法”、“虚静无为”和“因人情”正是君主营造和运用人设之势的德行要求。韩非希望自己的思想可以帮助君主成为一个明君，但是不要因为有绝对的权力慢慢堕落最终成为暗主，这是韩非所不认同的。因此韩非君道论本身是存在矛盾的一一即“体道守法”和“虚静无为”势必朝“依道弄法”和“贪躁妄为”的方向演进，这样“因人情”最终必然逻辑地变为“逆人情”。体道守法与依道弄法诸子蜂起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特别推重“道”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道”成为思想家标示天地秩序、伦理秩序、政治秩序及其统一性的最高概括。虽然诸子的“道”具有不同的政治内涵和治道指向，是很多思想的重要依托，具体而言，韩非的“道”是这样为君主统治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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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首先将“道”解释为宇宙生成的根据、万物的本原及其运行法则，其次以具体的“理”来呈现根本的“道”以标示一物成为一物的纹理、性状和特征，进而以“稽”来联结普遍之“道”和特殊之“理”。由于韩非以“理”释“道”，以根本的“道”总括具体的“理”，以具体的“理”来展现根本的“道”，世间万物因而变得有“规律”可寻，这就为人们进一步认识、理解和把握具体事物提供了理论根据。这为君主的治理提供了帮助，君主可以通过利用臣民的行为“规律”，更加高效地使政治事务井井有条，使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最终以尽可能少的政治投资获取尽可能多的政治收益。在韩非那里实有两个“君主意志”:一个是君主悠心所欲的个人意志，一个是君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必然”地实现的个人意志。韩非追求的是君主通过制度的方式来稳健地实现个人意志。当我们指出“法”在本质上反映君主意志，正是在后一意义上使用的。这一君主意志至少包括:第一，绝对的君权稳固以及绝对君权前提下整齐划一的政治秩序;第二，为了实现绝对的君权稳固必须得清除对君权有威胁的一切势力，尤其是铲除对专制君权有约束作用的宗法贵族;第三，掌控官僚系统，并对其中重要人物进行控制;第四，对政治阶层较低的官僚仍有所控制;第五，通过多个举措实现国家的发展并进一步图谋于称霸天下;第六，全面地控制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领域，禁绝一切对集权统治的质疑和反思。这些君主意志最大程度地反映了战国时代君主集权和争于战功的“时代要求”。于是君主守法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君主在战国变法的基础上，更加有效地运用法度以进一步强化集权统治;二是君主通过自我克制和牺牲一部分短期利益，从而实现更加长远的作为整个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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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主张君主应当“以道为常”和“守法责成”，但是过分沉迷“道法”只会增加君主过度的自我迷信，并助推君主权力臻于登峰造极之势。在《亡征》篇韩非明言，然而口含天宪的君王们恰恰自以为智者。“体道守法”确实需要君主相当程度的“圣明”，但是“依道弄法”恰恰只需要“中主”之资便足矣。虚静无为与贪躁妄为君主法度尽管昭示着体道之君对国家治理的明确规定。韩非的虚静无为虽然不无君主的自我修身和自我克制之意，但其核心内容始终是御臣一一即君主高效地控驭官僚系统，尤其是防范、伺察、铲除与规范其中的重臣，在这一过程中君主始终隐于无形。韩非的“虚静”是他修正老子和继承黄老的结果。通观《韩非子》，韩非并不聚焦于君主的“精神修养”，而是强调君主不被任何有碍于实施集权统治的人和事所干扰，君主应当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活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在防范臣民侵逼君权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使臣民尊君事上。韩非之所以将“虚静”最终归结于君主的自我伪装，关键原因在于他对君臣关系的认识与预设。韩非坚信君臣之间不仅是利益关系，而且是一种势不两立的权力斗争关系，君主因而始终处于两难处境一一即君主一方面颇为关心如何有效地掌控整个官僚系统，但是另一方面又对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中的重臣儿乎没有任何的信任感，并认为他们统统对君权有潜在威胁，尤其是无法确知哪些臣僚才是真正的威肋、，所谓“奸邪满侧”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