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范旭仑｜《〈管锥编〉密码》是荒唐的呓语( 二 ) 文言文|钱先生|Loseff|原稿|周振

编辑出版《管锥编》的整个过程，周振甫老早就言之津津（周振甫《钱先生让我读〈管锥编〉手稿》《〈管锥编〉选题建议及审读报告》《〈管锥编〉审读意见》《我和钱锺书先生的交往》以及钱宁《访周振甫先生》），明明白白，简简单单。周振甫为人迂谨朴懦，极尊敬钱先生，没有胆量更没有能耐去删掉几十万字引文。于标点符号钱先生独运的习惯用法，渠尚且翼翼询请而惴惴声明“拟即照排” （《〈管锥编〉审读意见》），以致照排钱先生的杜撰字。钱先生也遵重他的意见，删去一则（《全上古三代文》卷论《高唐赋》“云雨”）两段（《左传正义》卷论王夫之，《全梁文》卷论《舍道事佛疏文》）及数语数字。《史记会注考证》卷论《佞幸列传·邓通》是作者看末校时删略的（钱先生1981年1月11日复宋淇简）。
有著述以来，引用文献，非得删节或裁剪无关紧要和有碍文理的不可。钱先生驱遣他人文字，岂止删略，复多隐括点烦（参看《〈管锥编〉考异》），照样打上引号。《管锥编》节钞而未标明，远远多于已着省略号，如开卷头一页一行半的《法华玄义》就隐匿了四处省略号。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称“严谨、精细”是钱先生“一贯治学风格” ，外行。钱先生祈向“妙哉绝艺竟至眇然绝迹” ，本不爱用新式标点符号，觉得碰头绊脚、支离破碎，《谈艺录》初版就没用它——自然不会有省略号。《管锥编》的正文都是作者自己所为（真是废话），引文外所用符号业已破俗，引文内的省略号则不得不随俗。
请看栾文“例证”头条——
中华书局本《管锥编》第一册第4页，钱先生引《庄子·齐物论》：“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 【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 ……【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
染色处为栾文所造，说是遭周振甫删掉。姑不论其意绪语脉，只覆勘《管锥编》此处的蓝本——《容安馆日札》第七六九则论《周易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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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安馆日札》第七六九则
庄子齐物论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云云
援举的不是和《管锥编》一模一样吗？日札的蓝本是《庄子集释》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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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集释》笔记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看见没有？笔记是没有句读的，而钱先生特地插入了省略号（作西式“…”而衍一点儿）。前引《复王烟客书》的省略号也是钱先生所施（“…”）。
在校样上修改，于出版后增订，那是钱先生的习惯，《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就有专门补遗（参看《起居注》卷十四），《谈艺录》开明书店本末有《补遗》，《管锥编》第一、二册末也附《增订》。《管锥编增订序》言明且清：“余重阅一过，亦见树义之藴蓄未宣、举证之援据不中者，往往而有。欲惬心以求当，遂费词而无惜。乃增订以成此卷。 ”翰简中如与郑朝宗：“《管锥编》细读一过，校正脱讹，又写补订四万言”；与傅璇琮：“比偷空将《管锥编增订》数十则写定，约五万字，将交周先生。 ”增订多为增益新知。《管锥编增订》开篇援据的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见于笔记，Basic Works of Aristotle笔记作于1977年，下文用的《道德指归论》出自1981年所作笔记。胡言连蹇如“追回被删”之类，都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