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三星堆现有364件玉石器的成分信息全部公开( 三 ) 玉器|三星堆遗址|文物|玉石器

汶川是一个羌族聚集比较多的地区，他们要去的采矿点所在的山，就在阿尔羌寨。由于龙溪玉的相关资料相对比较少，临行前，付宛璐在查阅文献时看到一个县级博物馆里收藏有龙溪玉的标本，便托一位刚好在汶川工作的同事去博物馆打听情况。
“那个博物馆规模非常小，平时也不开放，所以像标本从哪来、产出的矿点是什么规模这些问题，问到博物馆的管理人员时，他们也都说不清楚。”付宛璐说。
团队负责人鲁昊曾在雄安做过基层干部，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随即联系到了那座小博物馆所在地的村支部书记。书记听到是来做科学研究的，非常配合，向鲁昊推荐了村里一个有着几十年跑山采玉历史的羌族老乡。
正是这个人，成为后来他们上山采集样品的得力向导。鲁昊、付宛璐和柴珺都称他为“民间奇人” 。付宛璐说：“他虽然是当地的普通村民，但因为自己爱好玉石，在附近到处跑了30多年，自学知识能力很强，对周围地形也非常了解，真的算是一个奇人。”
鲁昊回忆，去寻找这位“奇人”的过程并不算特别顺利，第一天去拜访他时差点扑了个空。在大山里，手机也时常没有信号，山路陡峭也没有路标，只能靠之前沟通的一些路边典型标识来判断是否走到了指定见面地点。到了指定地点后，电话一直联系不上人，三人一直等到夜幕降临才等来了本人，而且因为方言口音问题，第一次互相之间沟通也不是特别顺畅。
鲁昊说，“他就说第二天带我们去，也没说山路的具体情况，只是说有点难走。”根据多年田野调查工作的经验，三人带上了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等野外必备的实用工具，最大限度减少了配重，在第二天跟随向导出发了。
结果，这位向导的表现出乎了他们的意料——他不仅对整个区域玉石的产出概况非常了解，还对这次需要去实地踏勘的点位情况做了大致介绍，因为考虑到汶川大地震后原有道路的崩塌，还重新设计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上山路线。他还考虑到上山采集标本的问题，提前叫回了在县城工作的军队转业的儿子来帮忙，那次去山上踏勘，沿路采集了几十公斤的岩石和玉石样品，下山时也多亏了父子二人的帮忙，才能把这些“宝贵”的材料带下山来，送到实验室去。
上山的路不轻松，山体角度非常陡峭，几乎有60度角。回想起来，付宛璐有些后怕：“我们真的是走山羊上山的路上去的，踩着羊的脚步，我们也得跟羊一样‘手脚并用’ 。”由于不是主路，这条路基本就只有人的两脚宽。路窄也就罢了，周围还都是荆棘，一路上山又下山，一行人的衣服和鞋子上都扎了很多刺。
当天是上午8点出发，单程走上去就花了4个小时，一直到下午5点多才下山。整个过程团队的每个人都没有休息，除了临停取样之外，一直在行进。作为团队里唯一的女性，即使是有多年野外工作经验的付宛璐也觉得这次经历“终身难忘” 。
同时，为了让以后的研究人员更方便找到路，他们在艰难上山时沿着整条小道全部做了定点。“如果其他人再去找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提供的资料就是一个最好的参照和向导。”鲁昊说。
通过这次在四川汶川实地地质考察发现，龙溪玉矿口及河流上下游可采集到闪石玉、蛇纹石玉、大理岩、石英岩和少量绿松石。比对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材质组合和比例，基本支持了“就地取材”“就地生产”的假设，也符合《续汉书·郡国志》上“有玉垒山，出璧玉，湔水所出”的记载。
用上了便携、无损的先进仪器后，他们又遇到了哪些困难？
完成了前期的野外采样工作，2021年4月，团队的下一步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博物馆现有的馆藏玉石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