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仇鹿鸣×阙海×张向荣：王莽与汉代儒家的“理想国”( 二 ) |仇鹿鸣|汉朝|许纪霖|张向荣

今人读王莽，也许很难真正走进这样一位历史人物的内心，了解王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但王莽施政的反理性色彩恰好能帮助我们理解汉代这种独特的政治和社会文化。
王莽所处的汉代有着非常特殊的政治氛围，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少见的儒学思想真正对实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朝代。之后宋明时期的朱熹和王阳明，他们主张的新儒学无论如何讲述“从内圣到外王”的道路，作为个人的他们并不能左右国家的政治走向。而在西汉时期，像贾谊这样的儒者，地位并非特别高，却可以和皇帝秉烛夜谈，尽管唐代的李商隐诗云“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颇有惋惜之意，但这种场面仍是后来的宋儒无法想象的。
历史上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大一统中国” ，是在汉武帝以后才形成的。汉代在这个背景之下还有很复杂的面相。《祥瑞》中引用陈侃理的说法，认为汉代文化危机先于社会危机来临，神学权威率先衰落，这种看法是与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传统理解不相同的。西汉朝堂之上“五德终始说”这种带有一定非理性色彩的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也是后世很少见的现象。
周制与秦制之争
西汉政治脉络的一条主线
在《祥瑞》的写作过程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阙海时常与作者张向荣进行学术探讨。阙海在活动上指出，从汉代历史发展脉络来看，王莽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之前，汉朝一直处在后战国时代，那个时候的人还没有从战国思想当中解放出来。
从汉武帝开始，汉朝统治者才有意识地构建大一统王朝，而这种改革以“公羊学”（以《公羊传》来阐释《春秋》之学）的“回归古制”作为指导思想。所谓“古制” ，即《春秋》所描写的周制的格局和价值观。这种改革思想让汉朝不断地向周制靠近，使得汉代国家政制形成了二元结构。
【|许纪霖×仇鹿鸣×阙海×张向荣：王莽与汉代儒家的“理想国”】在政治运作层面，汉代沿袭了秦代的律令制，在政治文化层面，汉代在不断接近周制“致太平”的理想。汉武帝改革之时，汉代还是“王（周制）霸（秦制）兼用” ，到汉元帝（西汉第十一位皇帝，汉武帝是西汉第七位皇帝）之时已经开始纯用儒术，把儒学的认识贯彻到政治运作当中。这种走向最后势必会出现一位人物，他会纯粹地按照周制来对国家制度进行安排。这个人是汉代的“周公” ，他就是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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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图会》中的汉武帝、汉宣帝画像。《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还是太子的时候“柔仁好儒” ，汉宣帝训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霸道”源自法家，以严峻的刑法治国；“王道”源自儒家，以德治、仁义治国。
周制与秦制的“王霸之争”是西汉政治脉络的一条主线，许纪霖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祥瑞》着力描写的董仲舒、公孙弘和主父偃三个人物恰好反映了这场政治角力中的不同面向。董仲舒精通儒学而不懂帝王之术，纵横家主父偃恰好相反，善于权谋却没有理论支撑。
许纪霖称，这三个人物中他最欣赏公孙弘。公孙弘既有“儒”的一面，也有“法”的一面，他懂得如何真正治国理政，把汉武帝的“外儒内法”落实为一套具体的制度化架构，就像张向荣在《祥瑞》中评价道，公孙弘穷其后半生为后世儒生铺就了一条通达的仕途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