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her|第七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入围散文作品—《?扎根记忆里的镐头荒》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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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记忆里的镐头荒
文/秦勇
最近，我又一次回到老家小河东村看望老母亲，到了母亲家，看到仓房里还存放着一把片镐，这是父亲在世时常用的生产工具。过去父亲就是用这把镐种地，镐头磨得流光铮亮。现在它已被机械化生产工具所代替，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可母亲还是把它存放在仓房里，像一个退伍的战士，轻易不出征了。由于长时间不用，表面锈迹斑斑。母亲说，这把镐可是咱们家的功臣啊！看到它就想起了父亲，就想起那片镐头荒。
70年代初，正是大集体时代。我们村叫东方红大队（后改名小河东村），坐落在乌裕尔河东岸，下设四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都安排一个劳力打鱼。我们家是在第一生产小队，父亲就是队里打鱼的。那时我们家八口人，姊妹六个我是老大，都在学校读书。母亲身体不好，常年有病，只能在家里忙家务，只有父亲一个人在队里干活。父亲打鱼是最棒的，每天得的鱼都比别人家多，队里给父亲的工分也多，别的劳动力一年能挣四千多工分，父亲能挣五千多。由于家庭人口多，只靠父亲一个人养活全家，每年秋后算账，挣的工分都不够领口粮的，年年欠生产队的钱，成了队里有名的“胀肚户”（欠生产队钱）。
有一年收成不好，生产队年终分红，每10分合人民币只有六角钱，父亲挣的工分领完口粮，还欠生产队200多元钱。那年口粮分的也少，母亲省吃俭用，有时一天都吃两顿稀饭，还是接续不上，不到新粮下来，米袋子就空空的了。母亲没办法就到亲戚朋友家去借，有时也找队长求助，生产队一次只借给百十来斤粮，到秋后分新粮时把借的粮直接就扣下了。每年分的口粮是有数的，好年景，一个劳动力能领回口粮五百斤左右，学生是按年龄段分口粮，一个人能分二三百斤，都是带壳的毛粮。我们家由于劳动力少，粮食分的就少，年年不够吃，只靠多吃一些蔬菜和野菜维持生活。
父亲在生产队打鱼，每天天不亮就出发了，不到中午就挑着扁担，一边挂着一网兜鱼回来了，一天能得几十斤，有时能得上百斤。父亲早去早归，就是早早地把鱼打回来，趁鱼活着好卖，不然时间长了鱼会死的。父亲上午下河套打鱼，下午有时在家编花篮（竹子花篮捕鱼的工具），有时到河套去下花篮。
父亲虽然是队里打鱼的，可一年到头也舍不得往家买一顿鱼吃，那个年代社员们买鱼是不用花现钱的，记上账就可以了，等到秋后分红时一起算账。父亲知道自己家年年“胀肚” ，吃一顿鱼就要多欠生产队的钱啊！
全家人一天天吃不饱，孩子一个个黄皮拉瘦的，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有一天他和母亲说，我下午有时间，要是能找到一块地种，来年就不能挨饿了。那个年代私自种地，队里也是不允许的。可父亲不顾一切，还是拿着片镐拧着头皮偷偷地出去了。
东大岗子在村子东南，离村子有三里多路，岗子是南北走向，南北长有一千多米，东西宽二百多米，岗子上长满了各种杂草，像一块绿色的地毯，把岗子盖得严丝合缝。草地上还散长着杏树、杨树、榆树等。父亲在岗子北侧选了一块荒草地，周围有树，地势很平坦，草长的茂密，有一扎多高，最适合耕种了。
那年是个枯水年，大地旱得像骨头一样硬，父亲每刨一镐都要使出很大的力气，刨起来的土都是一块块土疙瘩，父亲用镐头把土疙瘩砸碎，然后用镐摊平再起上龙。为了怕别人看见，每天都干到天黑，等星星出来了，才肯往家走。到家脱下来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脸上还能看到流汗的痕迹。就这样干了十多天，才刨出了一亩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