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槐秋|她曾经在舞台上闪闪发光我却始终没能改变得了她( 四 )

那天的见面，倒是唐若青主动喊的杨先生——在楼下，她得知“杨小姐”来了。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杨先生一边比划着一边讲给我听：“里面住的都是男士，唐若青在门旁边支了一张小床，孤零零地躺在上边。”这时她的父亲去了上海，联系下一站的演出场地；她的后母根本管不了她，任凭她胡作非为。
杨先生既心疼又心酸，“以后别跟他们玩了，他们不是好人！”16岁的她说不出什么深刻的道理，也讲不出什么深奥的理论，她翻来覆去就是这两句话，恨不得能将她一把拉了回来。
听着杨先生的一声声叹息，我不知如何安慰她。我明白，她的失望，不仅仅因为朋友的堕落，她更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那座神圣的艺术殿堂。话剧是她的梦，五彩缤纷的梦，怎能被玷污，怎能被亵渎！
“后来，我又给她写过长信，劝她好好演戏，劝她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的表演事业，可惜都没有回复……”杨先生的痛苦写在了脸上，“伤心啊，我真的好伤心！我恨自己没有能力，恨自己最终也没能改变得了她！”
窗外寒风阵阵，我的心如同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喘不过气来。这位天才演员的人生道路是她自己选择的，杨先生你万不该自责，万不该自遣。我想说，若是她的生活能够处于进步力量的影响下，她定会成为一名更加卓越的表演艺术家。但是正如她的早期成名一样，她的艺术前途是与“中旅”这个奋斗、摸索于旧社会环境中的职业剧团的命运分不开的，这也无疑决定了她的艺术成就不可避免地半途而废。
没过多久，中国旅行剧团结束了在天津的演出，南下上海了。“那天，唐若青在火车站打电话给我，想再见一面，以此告别。我没有去，是母亲不允许我去——在我们这个管教极严的家庭里，是坚决不允许与‘戏子’往来的。”杨先生的口气中带着惋惜，带着遗憾。沉默了许久，她重重地吐出了藏在心底的一句话：“走前，她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亲爱的小妹妹，别了！……”我听懂了，杨先生是难以割舍这份曾经的友谊。
“她在台上，我在台下；她没有看见我，我看见了她。”
“从此之后，你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吗？”我小心地问道。
“那是1938年，又过去了整整三年。我随西南联大迁徙昆明，中途在香港换乘轮船。巧得很，此时‘中旅’也正在香港演出。我去看了，那是阿英的剧作《春风秋雨》。”杨先生的回答很是平静，“她在台上，我在台下；她没有看见我，我看见了她。”
“你为什么不去后台找她？”我迫不及待地追问道。话才出口，便明显地感到了唐突与不妥。这是杨先生深藏于心底的隐痛：她们见面后会说什么呢？是对方喊“亲爱的小妹妹”呢，还是杨先生继续劝说她“不要跟他们玩，他们不是好东西”？
散戏后杨先生悄悄地走了，带着牵挂，带着不舍，悄悄地离开了剧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陶金和章曼萍来南京看望她，她才从他俩口中得知了唐若青的消息——“她一个人生活在香港，毒瘾始终戒不掉，最终沦落到住在贫民窟里。当地的英国人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进去消毒，以防传染病。有人看见被赶出来的她，怀里抱着一个小包袱，孤零零地坐在地上……”
也就是来南京的这一天，陶金和章曼萍赠送给了杨先生那本相册，里面有他俩珍藏多年的唐若青的照片。
是的，谁也忘不了她。陶金说：“如果当年她的父亲从上海直接将船票买好寄给她，就不会有后来的客死他乡了；结果只是寄了一笔钱，又让她抽鸦片给花光了……”

唐槐秋|她曾经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我却始终没能改变得了她( 四 )

唐槐秋|她曾经在舞台上闪闪发光我却始终没能改变得了她(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