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or|疯子or天才:王安石之子王雱(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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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说王雱“性敏甚,未冠,己著书数万言”。据说他十三岁时,闻说西夏之事,曾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后来王安石支持王韶在熙河开边,就是听说了王雱的建议,可见王雱论事颇有见识。
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其后王韶开熙河,安石力主其议,盖兆于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六于《南华真经新传二十卷》叙录王雱此书甚详,称其“往往能得微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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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雱还工于诗词。他的诗词写得清新自然,颇有父风,《全宋词》、《江西诗征》及《宋诗纪事》存词2首、诗5首。刘克庄谓其诗不满百,像“开遍杏花人不到,满庭春雨绿如烟”(《绝句》),殊有“乃翁思致”(《后村诗话》续集卷四)。
王雱的词作不多,但也有“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眼儿媚》)、“恨被榆钱,买断两眉长斗” (《倦寻芳》)之句,清新婉倩,人所不能及(《词苑萃编》卷四引《古今词话》)。
他还致力于道佛两家思想的探索,并有不少新的创见。薛砺若《宋词通论》:“王雱词虽不多见,然较介甫蕴藉婉媚多矣。足见当年临川王氏家学一斑。”(引自惠淇源《婉约词》)。
从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才华横溢、卓尔不群的天才,一位著述颇丰,思想、学术成就较高的、早熟的哲学家兼学者。王雱的学术广泛涉及儒释道三家,诚为荆公“新学”之重要辅翼,新学的重要理论工具《三经新义》就是在他主持下编写的。
他的思想理论不仅在王安石新学一派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整个北宋学术思想的发展中也是重要的一环。时人称作“小圣人”,不是没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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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聪慧过人的儿子,王安石也是寄予厚望,所以王雱死后,王安石悲痛不已,作了《题雱祠堂》祭奠:“斯文实有寄,天岂偶生才?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烟留衰草恨,风造暮林哀。岂谓登临处,飘然独往来?”
“凤鸟”本是世人对孔子的尊称,“千年梁木”则是孔子的自谓之词,可见王安石对王雱的所视甚高。王雱从小崇拜王安石,曾称赞王安石“光于仲尼”,王安石这里把王雱也比作孔子,曾引起非议,《邵氏闻见录》曾讥讽说:“父子相圣,可谓无忌惮者矣!”
而且,历史上王雱也并非死于“心疾”,而是 “先病疡,后病疽,不治而死。”据《宋史》载,熙宁九年,王雱曾指使人告发吕惠卿,结果落了把柄,最终“雱愤恚,疽发背死。”另据《宋会要辑稿》等史料载,王雱育有一儿一女,其妻在政和初卒于夫家,可见王雱生前家庭生活正常,应该不存在生前嫁妇的怪事。
王雱历史上的形象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反差,原因其实说来也很简单,一切皆因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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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推行新法时,本来就遭到司马光等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宋神宗死后,新法被悉数废除。宋徽宗时,蔡京假借新法之名祸国殃民,无所不为,致使新旧两派势成水火。后来,北宋为女真所灭,一些大臣把账算到了王安石头上,如杨时就说:“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王安石在生前和身后就横遭非议,而作为新法的重要参与者和构建新学的中坚人物,且又是王安石儿子的王雱,被攻击、诋毁、诬蔑也就在所难免了。反对新法的人诬蔑王雱的个人品德,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主要还是为了诋毁王安石,攻击熙宁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