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紫贵|戏子当道，并非戏子之过李嗣源|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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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子，今天文雅的说法是演员。以前还叫伶人。伶人，亦称优伶。据《吕氏春秋?仲夏纪》记载，黄帝时期曾命伶伦发明律吕、据以制乐，后来称伶伦为伶人，并将演戏为生的艺人包括进来，将他们统称为伶人。通常，人们常常喜欢用“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来说明在传统文化意识里，伶人的社会地位之卑下。例如，我国从北魏一直延续至清的“乐户”（以音乐歌舞专业活动为业的贱民）制度，伶人都必须列入专门的户籍，且后代世世代代不得为良。清朝还专门规定，禁止伶人参加科举。这么看，伶人也是可怜人，似乎没有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永远低人一等，备受欺辱。而历史往往非常吊诡，并不按照剧本去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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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伶人出现后，出于自身职业、地位和市场需求等原因，一直与宫廷和王公士大夫相伴，在历史长河中掀起过特定的浪花。尤其是唐宋、五代时期，是伶人最光辉繁荣的时代。伶人不光演戏发财，还敢调戏朝臣，甚至直接当高官，影响政权兴衰。而其背后，是深刻的制度、文化和心理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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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家天下”的历史语境下，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养些吹箫跳舞的供消遣取乐自然不成问题。于是，在洋溢着彪悍胡人荷尔蒙的唐朝天空下，伶人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期。被誉为“梨园皇帝”的唐玄宗李隆基，安史之乱前夜夜笙歌，许多伶人都是他的殿上贵宾。比如，出现在杜甫诗中的李龟年及其兄弟李彭年、李鹤年，其中李彭年善舞，李龟年、李鹤年则善歌，李龟年还擅吹筚篥，擅奏羯鼓，也善于作曲。皇帝喜爱他们之余，不仅亲编霓裳舞衣曲，兴起时还登台擂鼓、客串表演，更是抬高了伶人们的身价。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公贵族经常请他们去演唱，并争相畜养戏班子，择时向皇帝进献美姬、乐器。伶人每次得到的赏赐都成千上万，这些钱不纳税，当然也谈不上逃税，只是揣着太不方便，便就地投资在东都洛阳建造宅第，规模甚至超越了公侯府第。后来，唐朝将伶人的事业推向高峰，专门成立了教坊司，将众多乐师和多种历代相传的乐器纳入其中,专门在庆典或迎接贵宾时演奏乐曲。只不过这个部门，实则是为取悦达官显贵而官办的妓院！教坊司原属六部之首的礼部，不想其中眷养一群妓女，真是对礼乐绝大的讽刺！到了明末，有教坊籍贯的秦淮名妓如董小宛、李香君、顾横波、卞玉君、陈圆圆,精通琴棋书画，与当时名士、东林党、阉党相互纠葛,涉及朝野党争,都名噪一时,多少为这份讽刺增添了点香艳之外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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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国的宋代重文轻武，文化环境相对比较宽松，为伶人表演创造了相当自由的空间。北宋时期，滑稽戏在艺术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而讽刺的力量或针砭流行观念之乖谬，或揭示强权人物之过失，从而令人产生解气之快感，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解放。因此，讽谏时政、取笑官员成为最常见的节目。比如，王安石搞改革，为确保政策得到贯彻，他向皇帝大量引荐亲信。某次，内廷演戏，艺人故意骑着驴子上殿。左右急忙阻拦，艺人故作不解道：“将谓有脚者尽上得”。这无疑是对王安石“团团伙伙”干部路线的规劝。南宋时，鄞县人史弥远（字同叔）官拜丞相，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某日，府中开宴，演杂剧助兴，艺人扮作读书人念诗曰：“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旁边一人对道：“非也，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不论其积极因素，单就封建时代的伶人敢评议时政，拿权贵开涮来说，显然有皇帝的暗中保护，在背后撑腰才敢肆无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