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魅力与我们的使命国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文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第二次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年度大会(即“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吸引了几乎所有国家的目光。
再次成为大会东道国和主席国时，中国作为世界遗产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不仅体现在申报、保护了众多的世界遗产，更在于逐步建立起融合、独特的世界遗产价值认知。
为此，本报采访人员采访了中国世界遗产专家郭旃。
世界遗产体系集聚人类社会发展智慧
采访人员：到202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将迎来诞生50周年。从这次大会上可以看出，各国也纷纷在回顾和认真思考这一时刻的意义。
郭旃：世界遗产事业已成为一项不分种族、信仰、地域和国度，为全人类共同关注和支持的事业。人们往往由此回溯至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其产生背景。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共同遗产的损害甚为剧烈；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变化也日趋明显。保护人类共同遗产和环境的国际行动和国际机构纷纷出现。1950年，墨西哥代表团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创建一个国际遗产基金的建议，教科文组织也开始酝酿保护杰出文化史迹的公约；同时当时的“世界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也参与策划建立一个关于自然遗产的公约……这些都促使当时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勒内·马厄建议将这些建议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关联文化和自然两方面的《公约》。
采访人员：世界遗产体系历经风霜，在当今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中为何仍有凝聚力和魅力？
郭旃：这基于它另一发展脉络的有力支撑，即在各国、各地区、各个族群广泛实践和理念思辨基础上形成的专业体系。其中，对世界遗产的认知标准和可持续保护与管理，成为支撑世界遗产体系不可或缺的专业依据。世界遗产运作中为此设立了专业咨询机制。可以说，谁同时坚守了专业和政府间国际合作两条基线，谁就在遗产领域真正站到了话语权的高位。
采访人员：专业性和合作性，可以称作世界遗产的生命线？
郭旃：没错，这两条基线交织在一起所展现出的可持续利用和传承，是世界遗产事业的魅力所在和长盛不衰的源泉。尽管作为政府间国际合作的平台，各种利益诉求也时常冲击着专业底线，但在人类可持续发展大业中，世界遗产体系仍可视为迄今最为成功的途径之一。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世界遗产还设定和实行了监测制度。这意味着世界遗产不仅是对历史和现状的评定，还是对未来的期许和承诺；不仅有荣誉和效益，还有责任和使命。
作为“后来者”中国的贡献在哪里？
采访人员：中国于1985年加入了《公约》。如何理解世界遗产与中国国情结合取得的成果？
郭旃：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世界遗产理念以及相关国际合作的规则、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基于国际视角的哲学思考和全新梳理；这与中国传统的文物保护体系相结合，确实产生了促进和提升作用。比如文化遗产保护中对真实性、完整性和“最少干预”原则的全新关注、强调；维修工作中对可识别、可逆等原则的遵循以及对文物环境的重视等。
虽然中国各遗产地面临保护与发展相互协调的种种困难和压力，但迄今没有一处被列为“濒危遗产”，更未出现面临被除名的境地。中国确实交出了一份令人赞赏的成绩单。
采访人员：在《公约》生效之初，不断有国际人士呼吁：“如果没有中国的签署，就不是完整的，是不可思议的”。那在《公约》即将走过50年的历程中，如何看待中国的位置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