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颢|崔颢的《黄鹤楼》,对仗并不工整,为何还被赞为唐人七律之冠?( 三 )
但是,有着浓厚崇仙文化观念的中国人,更相信仙道传说一类的轶事。因为是传说,黄鹤楼的因仙说并不统一,也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曾有仙人驾鹤经此,遂此得名。而这位驾鹤而去的仙人,就是费祎。
据唐代文人阎伯理写了一篇介绍黄鹤楼的《黄鹤楼记》,阎文的开篇就介绍了黄鹤楼的得名原由,其文曰:
州城西南隅,有黄鹤楼者。《图经》云:“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事列《神仙》之传,迹存《述异》之志。
文中的州,系指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图经》为记载某地风俗,物产,附有地图的书籍。费祎就是诸葛亮《出师表》中所说的“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的那个费祎。费祎深得诸葛亮器重,屡次出使东吴,孙权、诸葛恪、羊茞等人以辞锋刁难,而费祎据理以答,辞义兼备,始终不为所屈。费祎为三国时期蜀汉名臣,与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为蜀汉四相。
因仙得名的另一说法是,曾有道士在此地辛氏酒楼的墙上画了一只会跳舞的黄鹤,店家生意因此大为兴隆;十年后道士重来,用笛声招下黄鹤,乘鹤飞去,辛氏遂出资建楼,称黄鹤楼。这个情节,现代的影视剧也时有引用。
而后人据其诗题判断,崔颢的《黄鹤楼》是借用费祎登仙驾黄鹤返憩于此的传说,神思遨游,而成此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是乘黄鹤而非白云了。从诗的整体气韵和艺术角度来看:还是用“乘黄鹤去”更为酣畅些。真所谓“一气浑成”,“天马行空,不拘迹象”。
4/对仗不工整的《黄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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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并不缺不同的声音,被许多人追捧的《黄鹤楼》,也遭受了一些人的质疑。比如,清初学者刘献廷就曾质疑过崔诗,他在《广阳杂记》中借慎庵之名来这样评价崔颢的《黄鹤楼》:
“慎庵摘崔考功黄鹤楼诗之五六云,六之鹦鹉洲,乃现成语,汉阳树则扭捏成对耳。且芳草萋萋,亦属现成,而晴川历历,则何所本?且历历汉阳树,截以成句,而萋萋鹦鹉洲,成何文理?古乐府云: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是历历字贯下树字,而萋萋则边上芳草字矣。律本二对,今上四句皆不对矣。而五六句草率如此,术白搁笔,而千古更无异辞,实不解也。若云只取气格耳,既云律矣,何乃只取气格耶?细入毛发,吾恐考功、青莲复起于九京,亦无以对吾慎庵矣!”
从这位慎庵先生挑出毛病来看,初一听来,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如果以成熟悉的七律标准来衡量,崔诗确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这位慎庵先生的诗评,有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忽视了律诗发展的时代关系,因而才得出了这样似是而非的论断的。
七律也好,七绝也罢,都是源自古之七言诗的。中国最早的七言诗,发端于魏晋,三曹之一的曹丕就写不少完整的七言诗。到了鲍照,他一改曹丕的连句韵为隔句韵,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晋宋诗人在建安诗注重文采的基础上,更发展了对偶,齐梁诗人沈约等人又进一步提出了四声八病的规格,产生了“永明体”。这种新体诗,可视作我国律诗的开端,经过庾信等人的改良,才具备了后来各体律诗的雏型。到了初唐沈佺期、宋之问等人手中,七律进一步发展定型,至盛唐杜甫手中才中渐趋成熟。
七律虽然定型于沈、宋,成熟于杜甫,但是,他们的七律诗也并非首首都对仗工整的。 对于律诗写作,大诗人杜甫年轻时也并未“循规蹈矩”,直到晚年才“老去渐于诗律细”的当崔颢写这首七律的时候,诗论家论律决不会像慎庵和刘献廷的时代论律那样的精细。即使沈佺期、宋之问二人写的律诗也还是五写得多,七律便写得极少,沈佺期的七律名作《古意》“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对得也并不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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