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为何要得罪郭沫若而和鲁迅做朋友？郁达夫：郭是变色龙，鲁是战士郁达夫|郭沫若|孔子|阿q正传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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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身在福州的郁达夫听到噩耗后深感悲痛，当即抛下一切事物前往上海。在前往上海的途中，郁达夫写下了“鲁迅虽死，精神与我中华民族同在”。到达上海后，郁达夫奔赴殡仪馆向鲁迅遗体告别。之后，郁达夫满怀悲痛地写下了《怀鲁迅》，文章开头的那一段话便是出自这篇文章。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适时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赞美。郭沫若先是将鲁迅与孔子相提并论，称赞道：孔子之前未有孔子，鲁迅之后有无数鲁迅；后又对鲁迅的功绩做了一个总结：平生功绩尤拉化，旷代文章数阿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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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郁达夫和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放在一起，是非常有意思的。郁达夫和郭沫若是同班同学，在1914年就认识了。之后，他们又一起讨论文学、办文学杂志，组建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而鲁迅，则是另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后来是“语丝”）的成员。“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有很多不一致的观点，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深，最后引发了激烈的笔战。郭沫若和成仿吾骂了鲁迅很多难听的话，比如成仿吾曾说鲁迅“庸俗、浅薄、三个有闲”，称“《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比如郭沫若曾说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鲁迅也不是挨骂不还口的主，他也讽刺创造社的成员“有一股创造气”，是“流氓＋才子”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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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虽然也是创造社三大元老之一，但他却从来没有骂过鲁迅，而鲁迅也没有骂过他。在创作社和鲁迅的矛盾深得不可化解之时，郁达夫选择的是和鲁迅做朋友。郭沫若是有很强掌控欲的人，而且又是创造社的盟主，对于郁达夫的选择，郭沫若是非常不爽的。北伐之后，郁达夫发表了《广州事情》，说了一些丧气话。郭沫若可是随军北伐的一员啊，他看了文章之后对郁达夫提出了严厉批评。不久之后，鲁迅又发文表达了与郁达夫相似的观点。于是郭沫若便认为，郁达夫和鲁迅早就串通一气想搞自己。结果，郁达夫退出创造社，加入了鲁迅的语丝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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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郁达夫为何宁愿脱离自己参与组建的创造社，宁愿与多年老友郭沫若决裂，也要与鲁迅做朋友？这和郁达夫本人的性格有关，也和郁达夫对郭沫若和鲁迅的判断有关。郁达夫是一个比较忧伤、细腻敏感的人，能够敏锐地发现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潜藏的危险，这和鲁迅是相近的。郭沫若则不然，他善于把握时机、跻身时代浪潮，喜欢唱赞歌。北伐之后，郭沫若无视表象下潜藏的危险，一味唱赞歌。因此，郁达夫说郭沫若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就是“变色龙”。这个判断应当是比较准确的，后来郭沫若也确实善于唱赞歌，善于抓住机会。鲁迅去世之后，郭沫若的态度剧变，其实也是一次“变色”。要知道，在这之前不到半年，郭沫若还嘲讽过鲁迅。鲁迅与郁达夫在文学见解方面虽然有不少分歧，鲁迅是现实主义作家，郁达夫则是浪漫主义作家，但这并未阻挡他们的友情。这不仅因为鲁迅和郁达夫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又是同乡，更因为他们都有一颗求“真”之心。他们都不喜欢粉饰太平，都不喜欢趋炎附势，都是“以我手写我心”的。在郁达夫看来，鲁迅是一个战士，是一个真的猛士，是自己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