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洪|明代大家王阳明所留四句教的悬题传习录

“四句教”是王阳明学说争议最大的一部分，不少人认为其首句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是融合了佛教的思想，不得儒学正统。甚至有人云:“阳明一出尽变天下之学术，坏天下之人心，”将其视为圣人的千古罪人。也有为阳明辩护者，说四句教并非阳明真传，将“援佛”的罪名推到其弟子王龙溪身上，
从良知说起，强调阳明继承的是孟子之学，承孔孟一脉，从未背弃性善学说。儒家的学者，历来都看中道统的传承，儒为正，释为邪，正邪必定不可侵犯。现在作为一名研究者，必须摒弃这种门户观念，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他，从而能够以一个整体的视角没有任何偏见地诊释他。所以对于四句教是否为阳明真传的看法，不应该过多纠结于此，应该从史实寻求一种视野的融合，回到当时的历史、空间，分析相关史实资料，尽可能还原四句教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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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史实
四句教，历史原始记载，权威可靠的主要包括《传习录》、《年谱》、《王龙溪全集》等，参与“四句教之争”的为王门两大弟子钱德洪(绪山)、王裴(龙溪)。《传习录》及《年谱》所记录“四句教”是钱德洪所录，《王龙溪全集》的记载为王裴的门人所录。这三个版本成书先后依次是《传习录》(嘉靖三十五年)，《年谱》(嘉靖四十二年)，《王龙溪全集》(万历十五年)。
根据文献记载，嘉靖六年九月，王阳明以督察左御史的身份，奉命出征广西恩思、田州一带。出发前夕，其两大弟子钱德洪、王裴，上钱塘江舟中造访同门的张元冲，并讨论王阳明的讲学宗旨。钱、王二人表示不同的意见，他们所争论的不是“四句教”的文字问题，也不是善恶问题，而是“四句教”所蕴含的王阳明思想体系。
“四句教”的争议主要集中在首句，对于首句的解法钱、王二人各有不同，下面就《传习录》、《年谱》、《王龙溪全集》三个权威版本的文字记载。王裴强调的是“悟”。由直悟本体之“无”而逻辑的推导出下面三句的“无”，本体功夫具透，一了百了好不自在洒脱。可若是遇到下根之人还是这般教法，不免执着于一个空虚的本体，在道德实践部分无所作为。
钱德洪强调的不是“悟”，是“修”。只有踏踏实实去做工夫，正不正于正，才能格尽事事物物。当晚他们一同拜见王阳明解难，阳明邀二人相约天泉桥上对二人释义，并为二人调和，说道:“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针对二人的偏差，王阳明把人分两种，要根据秉性因材施教，是要“悟”还是要“修”视个人情况具体而定。阳明还告诫他们不要“悬空想个本体”养成一个“空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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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份文献虽先后时间不同，内容却大致相似，先是记录钱、王二人对“四句教”的异解，而后是阳明本人的最后释义。不过根据邹守益(谦之)《青原赠处》的记载，“四句教”首句并不是“无善无恶心之体”而是“至善无恶心之体”，虽是一字之差，意思却相差万里。当然王阳明也曾提过“至善”，《传习录上》中阳明曾说“无善无恶，是谓至善，”毕竟由于邹守益并非“天泉正道”当事人，真实性是有待考证的。
对佛理的改造
不难看出，利根之人的顿悟法门明显吸取了佛教的思想，无善无恶的心体实则也是对佛教“无执”的转化。“心体”是阳明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有时指“天理”、“本原”等，这和佛教的“本来面目”、“真如”等也有异曲同工之处。王阳明认为“良知”与“不思善、不思恶的本来面目”是有沟通可能，“知善知恶”的良知与佛教的“不思善，不思恶”的本来面目似乎没有共同之处，但良知在阳明的心学体系中是“不假外求”的，认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心自然会知，正是见父知孝，见兄知梯，从这层意思来讲，也便是不思善，不思恶了。良知在阳明的心学体系是通向“至善”的，也就调的至善所代表的不是纯粹的善念，而是无一毫恶念，从这层意思来讲，也便是不思善，不思恶了。既然不思善，不思恶，那就是“无善无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