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李公明｜一周书记寻找历史惊涛中的……肉身康斯坦丁|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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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正在读德国作家娜塔莎·沃丁（Natascha Wodin）的非虚构著作《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原书名Sie kam aus Mariupol，2017；祁沁雯译，新星出版社，2021年4月），讲述的是作者如何寻找母亲的往事和家族历史的故事。这个书名看起来不容易吸引读者，因为马里乌波尔这个乌克兰的城市地名很陌生；如果加上一个类似“从‘社会公敌’到‘东方劳工’的苦难历程”这样的副标题，可能会比较吸引人。作者的母亲在二战后期作为“东方劳工”从乌克兰来到德国，因此她出生在德国。1956年10月的一天，母亲离家出走，那时“我十岁，妹妹才刚满四岁。她再也没有回来。在我的记忆中，她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形象，我对她的感觉多过回忆”。（第4页）很久以后她才知道母亲自沉在雷格尼茨河，但是她对母亲几乎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是她来自马里乌波尔。“短短三十六年中，她饱经坎坷，经历了苏联的内战和饥荒，之后是‘二战’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残酷岁月。……数十年后，在被遗忘的战争受害者的茫茫人海中找寻一位年轻女性的足迹，无异于幻想。除了姓名，我对她的了解所剩无几。”（第4页）因此，“寻找”是这部著作的第一个核心主题。 2013年的一个夏夜，娜塔莎·沃丁在俄罗斯互联网的搜索引擎上输入母亲的名字，并不抱有希望。“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总是一再尝试寻找她留下的足迹。我给红十字会和其他寻人组织写过信，给相关档案馆和研究机构写过信，甚至给乌克兰和莫斯科素不相识的人也写过信，我甚至在各种褪色的牺牲者名单和登记卡中翻找过，可是从来都徒劳无功，没有找到哪怕任何一条线索的一丁点蛛丝马迹。”（第3页）但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次就开启了一段令她惊心动魄的寻亲之旅。当娜塔莎把母亲的名字打在搜索引擎后，不断有新的进展：在网站上一位希腊姓氏叫康斯坦丁的人一步一步地帮助她寻找和拼凑出她的母亲及家族的历史碎片。这些碎片呈现出被遗忘的巨大历史伤痛，呈现出一个家族在历史惊涛中的覆灭悲剧。家族史的追溯使她发现母亲有着由乌克兰最有名望的希腊裔和意大利裔联姻而成的贵族出身，整个故事开始于苏俄革命。一个乌克兰贵族家庭在革命风暴中的原罪和作为“社会公敌”的苦难，然后是乌克兰地区的征粮运动与饿死了五百万人的大饥荒，然后才是在四十年代被欺骗来到德国的“东方劳工”，最后是在战争结束后仍然延续的被抛弃、被敌视的痛苦命运。她的外祖父曾经是布尔什维克，被长期流放，母亲的哥哥是个受褒奖的党员，母亲的姐姐被流放到劳改营，母亲自己是被迫到了德国的强制劳工，被苏联认为是潜在的通敌者，二战结束后流落在德国当局专门划出来的“难民楼”里。家族的生命故事就像一个套一个的黑匣子，在她的努力探寻下渐次打开，她第一次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每个人都是身处历史之中。但是即便到了最后，她所获悉的一切大都是有关外祖父家族的，外祖母家族那边仍然有很多黑洞，无法消除的是在历史黑洞面前的无力感。作者的故事让我们不仅悲悯于历史的荒诞与暴行是多么容易就压垮了无数个人与家族的生命，也更使我们认识到历史记忆的残酷：在历史记忆的黑洞中有太多被永远埋葬的真相和生命的呐喊。人们常说历史中落下的一粒灰尘就能把人压垮，应该补充说还能把记忆埋葬。因此应该珍惜那些从黑洞中打捞出来的私人史叙事，应该让它们作为历史的见证与大历史叙事对簿公堂。另外值得思考的是，阅读和记忆也是被历史所形塑的。与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和焚尸炉相比，“马里乌波尔”这个地名和“东方劳工”这个概念对于很多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在二战后的审判与历史书写中，无数揭露纳粹集中营罪恶的档案文献和幸存者回忆文字让全世界认识到了犹太人的悲惨遭遇和苦难，但是来自乌克兰的“东方劳工”所身受的苦难一直由于种种原因未被世人广泛认知，甚至连人数也都没有定论。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仍有东方劳工的幸存者提出赔偿要求，在德国引起一些关注。但是随着幸存者的陆续去世和出版界、知识界的沉默，许多个人记忆难以进入历史叙事和公众视野。因此，《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作为历史见证的意义显得更为珍贵。在这一极为错综复杂而又连环相扣的寻找过程中，我们看到除了互联网在信息传递、论坛平台的影响等高新技术手段发挥了无与伦比的核心作用之外，以及除了某些档案机构和官方机构也提供了重要帮助之外，素不相识的个人及其家庭的参与是同样重要而且更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补充和强调这种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寻找”作为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和方法的地位，其重要涵义就是在信息交流自由的前提下，“人民”中的你、我、他之间的真实联系，以及以寻找个人、家族的历史信息为中心的微观研究方法。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那位在网络上回应和一直帮助娜塔莎寻找亲人的那位陌生人康斯坦丁。“遇见他简直是我最大的幸运。他不仅对俄国历史了如指掌，也不仅仅是个电脑怪才，而且还是一个狂热的系谱学迷。”（42页）他甚至能够在战争已经结束六十多年后，在野外找到的一架坠毁的苏联战斗机机翼上辨认出了飞机的编号，查出驾驶员就是他失踪的、被怀疑是逃兵的叔叔。他公布了真相并使叔叔的名誉得到平反，使因父亲被疑为逃兵失去工作资格、一生穷困潦倒的叔叔的儿子在晚年领到一份微薄的抚恤金。在他的不断帮助下，娜塔莎如同侦探一样追踪每一条线索，反复拼接每一片碎片，在这过程中充满了惊喜、恐惧和痛苦。最后她是幸运的，尽管仍然存在很多历史中的黑洞，但是已经可以使她绘制出一幅家族树状图，她最后所了解的家族故事之深邃、复杂和奇特已经远远超出她开始寻亲时的想象。另外我也注意到家庭老照片在这场寻亲之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是很值得历史图像学研究的案例。在作者自己保存的旧物中有三张家庭照片，分别是她母亲和一位不知道是谁的白发女性、母亲的肖像照和外祖父与两位友人的照片，她对这些照片的解读随着寻找母亲与家族历史的进展而逐步加深，老照片在这里既是家族史的见证，也是提出问题的依据。例如在第一张照片上的她母亲身边的那位白发妇人，“看她的年龄应该是我母亲的祖母。她穿着一条白色尖领的灰裙子，姿态端正，表情严肃，脸上带着被压迫者和被侮辱者的倔强。这张照片大概是1938年拍摄的，正处于……饥荒和恐惧盛行的时期。”（19页）但是后来她看了姨妈莉迪娅的日记才知道这位白发夫人是母亲的妈妈，因为在动乱中的一个晚上遭遇入屋打劫而一夜白了头。（150页）更有意思的是，在伊戈尔存留的旧照中，她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保存的那张“外祖父和两位友人”的照片实际上是被剪裁过的，原照片上是三位友人。“为什么我母亲手上的照片中，叶莲娜被剪掉了？康斯坦丁的解释是，大革命之后，无数人在照片上消失了。他们不是自己把自己的照片剪掉，就是被旁人剪掉，因为被人在照片上看见是种危险。这么说来，是不是在叶莲娜被抹掉的背后，又是隐秘的家族仇恨？”（119页）这当然就是历史图像学研究中很有意义的案例。由于寻找过程和家族故事的复杂性，作者在写作中也采取了相应的叙事方法。全书分为四部分，讲述不同的故事，但是每个部分都不是一个清晰、独立和完整的故事，需要读者在阅读中不断瞻前顾后，不断把散落在各部分中的人物、故事拼接起来。从写作者的侦探般探寻家族历史的心路历程、那部本来就是碎裂诡异的苦难历史以及那些人物的命运之脆弱无常这三者的同构关系来说，这种叙事方式倒是真实可靠的，它避免了让读者在顺畅的阅读中失去对那段历史的复杂隐晦、撕裂怪异和难以名状的特性的真切感受。娜塔莎相信康斯坦丁不仅仅只是帮她寻亲，而是还帮助了好多人。“其间我了解到，我绝非唯一一个在寻亲的人。二十世纪发生的这一切，切断了代际的自然关联。现在，大量民众开始寻找亲人，寻找失踪的、被逮捕的和再未归来的人。他们在找寻自己的出身、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根。在伊瓦申科的家族志中，1920年出生的母亲是最后一个被记录的人。在她之后，家族历史就此中断。她是整个家族消失前的最后一线光……”（44页）这是该书中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寻找”这个概念在历史研究中的内涵和意义。但是过去我们比较熟习的“寻亲”“寻根”更多是停留在团聚、亲情、家族记忆这样的层面上，较少从历史研究中的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的关系来理解“寻找”的深刻涵义。在该书中，作者所“寻找”的个人史、家族史，归根到底其实就是在历史中，“人民”的肉身所经历的历史——不是被高高举起然后搁置在云端的抽象的“人民”，而是以凡胎肉身承受着所有苦难的每一个个体，是不仅要面对大屠杀那样的巨大灾难，同时更要在日常生活中面对无时不在的痛苦、恐惧与忧伤的肉身之躯。在娜塔莎的故事中，他们最基本的诉求是活命，最真实的状态是在战火与饥饿中寻找生存的机会。只有回到这个最真实的历史现场之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人民”的肉身，才能知道何谓人民的历史——在我看来，这是该书的第二个核心主题。关于母亲这具“肉身”的实质，作者通过不断寻找和拼接终于得到这样的理解：“渐渐地，我终于理解了为何她绝口不提她的出身。在她生活的时期，没有比贵族出身更糟糕的事情了。这种出身是一种罪行，一种原罪，是最大的耻辱，会置她于死地。也许她把恐惧、自我鄙视和羞耻混淆在一起，因为她慢慢地让自己相信了，像她这样的人是社会的低等赘瘤，不具有生存的权利，属于历史的垃圾。她不是在德国才被视作低等人的，早在乌克兰时她已被归为此类。我可怜的、矮小的、疯癫的母亲，她来自残忍嗜血的二十世纪最黑暗的年代。”（37页）但是，并非仅是贵族出身的生命才被赋予这样的劣质性，在1920年初乌克兰发生的饥荒中农村饿殍遍地，农民的肉身同样不具有生存的权利。娜塔莎在她的书中的描写是：“直至不久前，乌克兰还因其肥沃的黑土地被誉为欧洲的粮仓，现在却变成了停尸房。……整个农村饥荒遍地。没有人埋葬死者，尸体在倒地的地方就地腐烂。到处笼罩着疯狂，充斥着人吃人的惨剧。”（《她来自马里乌波尔》，179-180页）在大饥荒之后，乌克兰人下一轮的悲剧就是在四十年代的战争中被诱骗或被强行遣送去德国充当“东方劳工”。当时的德国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紧缺问题，在纳粹的蛊惑宣传中，乌克兰人只要报名前往德国务工，就会拥有丰富报酬和优厚的生活待遇。许多曾饱受大饥荒之苦的乌克兰人将生存希望寄托于德国，纷纷踏上西去之路；后来残酷的真相传了回来，德国人干脆强行抓人和遣送。据浦洛基的统计，从1942年到1943年，总计有近两百二十万乌克兰人遭到逮捕，并被押送去德国。其中许多人死于营养不良、疾病，以及盟军对他们所在的兵工厂和军需厂的轰炸。（《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387页）战争结束后，这些乌克兰人的境况仍然悲惨，娜塔莎说：“几百万被运送到德国的劳工开始被遣返，等待他们的是回国后……的制裁，直到生命尽头这些人都是悲惨的存在。……有些人回到家乡后被枪毙，其余人被直接从德国的劳动营送到苏联的劳动营，中间没有任何过渡。绝大多数人余生只能挣扎在社会边缘，他们找不到工作，只能依靠父母或者亲戚艰难度日，他们也根本不被允许上大学。他们不仅生活在贫困中，还被隔绝，因为所有人都害怕与返乡者‘叛徒’接触。另外，女性强制劳工还被视为德国人的妓女。”（241-242页）托尼·朱特关于战后欧洲的研究首先就是从人口的迁移开始，他指出从1939年到1943年，苏、德两国迁移、驱逐、流散了大约三千万人。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中，逃难的平民更多是逃离苏军的锋镝，涌向西部。英国军官威廉·贝福德-琼斯如此描述1945年的情况：“流浪贫民！女人失去了丈夫和孩子，男人失去了妻子；男人和女人失去了家、广阔的农田和地产、商店、酿酒厂、工厂、面粉磨坊、楼宇。还有幼小的儿童，他们背着小小的包裹，脸色忧愁。他们同母亲失散，或者母亲已经死去，被其他回归的移民埋葬在某处路边。”（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卷一）：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林骧华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29页）人民的肉身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视野中，或是被埋葬在路边。在这个时候，“活着就是胜利”，这是经历过恐怖、杀戮、饥饿等苦难之后的人民说出的最后的信念。即便在苏联的和平年代，“人民”要在各种表格中呈现自己，可以看作是“人民”的肉身如何在档案中定格。浦洛基（Serhii Plokhy）告诉我们，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公民仍需要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回答诸如自己或自己的亲属有无在德占区生活过之类的问题。此类问题在表格上紧挨着那些关于个人犯罪记录的问题。（《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388页）这也正是娜塔莎·沃丁的母亲及其家人一直无法摆脱的恐惧。娜塔莎最后是这样看她的母亲：“她的面庞遥远而神秘，没有透露半分她死时的情形，也没有透露，为什么最后她还是没有带上妹妹和我，为什么她最终还是选择了独自离去。”（303页）在历史惊涛中没有抽象的“人民”，仍然有很多关于“人民”的失落的记忆需要寻找。(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