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茶”与“煎茶”是唐代的主要煮饮方式，盛行于文人、僧道之间。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博物馆藏本《萧翼赚兰亭图》所绘相近，画中皆描绘唐代儒僧间煎茶、品茶的场景。画面右方绘唐太宗所派御史大夫萧翼正与辩才和尚谈论王羲之《兰亭集序》，中间侍立一旁的是辩才助理。画面左方则绘一年长司茶者，左手持带柄茶铛置于风炉上，右手持一双茶箸正在搅拌茶末；另一侍者双手捧持黑漆茶托，上置白瓷茶碗，准备奉茶待客。这阶段的茗饮图重记事而未有特殊的精神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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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丁云鹏《玉川子煮茶图》
到了宋代，茶已成为“国饮”，喫茶主要以“点茶”为之，与唐代“为饮而赏”相反，其时茶事“为赏而饮”。宋人好尚品茶的日常生活情景在绘画作品中表现为文人雅集茶宴与“斗茶”。雅集对于宋代士人而言，是日常交往的形式，在这一交往的共同体中消弭了士人内部阶层这一社会关系，让雅集交友之日常“事”具有了审美意蕴。传宋徽宗的《十八学士图》卷依笔墨画风虽为明人仿宋之作，但内容所绘即为文人品茶、饮酒聚会的典型。画卷中所现三组人物“烹茶备酒”“聚饮”与“二人偶语林间”情境，亦可在其《文会图》中见极相似画面，如二图的侍童烹茶治具情景，无论人物动态或茶器的摆设，可谓完全相同。《文会图》不仅是文士雅聚的真实写照，更是人才云集的象征。画面的右上角宋徽宗题诗中写“入彀”一词，似有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之意。图中所绘九位文士围坐桌案四周，有的凝神思考，有的正举杯品饮，有的在相互交谈，还有的正和侍者低声说着话；离案桌不远树下，还有两位文士正在交谈；案桌的前方，侍者们正在备茶。这一宏大场面的作品堪称中国日常品茗文化纪实性白描。传宋刘松年所绘《撵茶图》亦为小型文人雅集，而画中呈现的喫茶形式正是“点茶法”。作品右绘草圣怀素挥毫作书，学士钱起、戴叔伦围观；左绘两位司茶人正在碾茶准备烹茶，一人专心撵茶，一人注水点茶。三两知友，谈书作画、啜茗点茶。可见，宋代流行于士人雅集交友之间的品茗，在茶图中显现为饮茶行为的精致化与宋代士人情感体验的丰富性，为茗饮赋予了情感的形式，从而让生活成为艺术化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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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刘松年《围炉博古图》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刘松年《茗园赌市图》《斗茶图》诠释了宋代另一日常茗饮主题——“斗茶”活动。斗茶始于晚唐，盛于宋代，是品评茶叶质量高低和比试点茶技艺高下的一种茶艺“游戏”。《茗园赌市图》描绘了市集里站立聚集的五人正在品评茶汤的滋味和香味，一旁卖茶的茶商急切地等待着评判，画面右侧则为一妇女牵着一小童回望身后竞技者正欲离开的场景。人物神情生动，画面极富戏剧性。《斗茶图》在情景上与《茗园赌市图》有相似之处，其中一人烹茶煮水，另三人细品茶论茶。至此，宋时的饮茶活动真正下移到普通士人阶层，作为一种生活的“游戏”，茶本身的功能性让位于艺术性与审美性，成为寄托士人的高妙意趣，亦成为一种精致的生活艺术。而茗饮的画面内容作为宋代士人生活美学的实践表现，构成了宋人休闲生活的审美化潮流。
生活之物需要启发主体的审美知觉，生成审美经验，方为审美物象。因此，生活之物往往具备形式美特征，宋代茶画中造型和釉色上精益求精的茶具就是如此。我们可以从《风檐展卷》（赵伯骕作）等作品中精致的茶具发现，茶具作为物质载体，以其清丽淡雅的美学追求完美地呈现出宋代士人的生活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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