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赵树理：与群众“共事”，写作才能“得劲” 郭沫若

【追光文学巨匠·纪念赵树理诞辰115周年】
作者：赵勇（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
1943年5月，赵树理写出了《小二黑结婚》，但出版遇到不少阻力，直到彭德怀读过稿子，写了一张“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的条子之后，此篇小说得以面世。是年冬天，赵树理读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异常兴奋。他又写出了《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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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资料图片
赵树理会讲故事，语言鲜活生动，这种写法很快引起周扬、茅盾、郭沫若等人的注意，他们撰文评论，赞不绝口。1947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联连开16天会，集中讨论赵树理作品，然后由陈荒煤执笔，发表了一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文章。此文不但提炼出“赵树理方向”这一口号，把赵树理的创作成绩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贯彻落实联系在一起，而且还首次披露了赵树理本人的一个说法——“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从此往后，这一说法便成为赵树理创作的成功标签，也成为“赵树理方向”的有效注脚。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这一说法曾被称为“小儿科”，有研究者甚至说：“从文学的观念和艺术的水准上衡量，赵树理创作较之他的前辈们，是个倒退，是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文化的高层次，向农民文化的低层次的倒退。”这种批评是有问题的。很显然，批评者对赵树理的创作既缺少“了解之同情”，其观点又是线性历史进步观的产物。这样一来，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赵树理1949年“进城”不久，就写出了首篇创作谈，其中的一番说法至关重要。他说自己既是农民出身又上过学，便既要与农民说话，也要与知识分子说话。但与农民说话时，一不留神就会带出“学生腔”，常常会被他们议论，“碰惯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了习惯”。请注意此处的“翻译”二字！赵树理要表达的意思是，实际上存在两套话语系统：其一是植根于古代士大夫传统，又经欧风美雨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话语系统；其二是土生土长的民间话语系统。这两套话语原本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赵树理试图让前者进入后者，让后者知晓前者。于是在两套话语之间，他便开始充当“翻译者”或“二传手”。又因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农民基本上不识字，一心为农民写作的赵树理每每下笔，就不得不把故事化繁就简，以“说—听”而不是“写—读”模式确立自己的叙述方式，形成自己的表达体系。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看”的由来。
至于“政治上起作用”，赵树理的用心显然更为深远。例如，他之所以会去写《邪不压正》，是因为他在土改过程中看到“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同时，“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因此，他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很显然，这种现实关怀也是“政治上起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也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我想在一个村子里和群众共事能共到走不开的程度”
【老赵|赵树理：与群众“共事”，写作才能“得劲”】20世纪50年代，“深入生活”既是响亮口号，也对所有的作家构成了一种规约。现在看来，当年的“深入生活”业已形成两种典型模式，一种是柳青式的——直接到皇甫村落户；另一种应该是赵树理式的——户口虽在北京，但他常年“下乡”，以至于有人认为：“北京对老赵来说基本上是个旅馆。”“别人下去，目的都是为创作准备素材，是作为作家下去的；老赵去农村，则并不以此为目标，他是去农村参加工作，工作中发现了题材或问题，他会写东西，但绝不是为了写东西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