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赵树理：与群众“共事”，写作才能“得劲”( 二 ) 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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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2月，在老舍（右）家中，老舍与王亚平（中）、赵树理（左）正在讨论小说写作方法。资料图片
确实如此。1952年，赵树理曾写过《决心到群众中去》一文，表达自己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愿望。从此往后，到上党地区“下乡”就成为他的主要工作。八年之后，他谈及“下乡”体会，侧重总结的是“久”即长期性的好处：久则亲，久则全，久则通，久则约。在他看来，深入生活不是到一个地方待个十天半月，走马观花，而是要长久地住下来。但住下来并非要旁观生活，而是要参与进去，投身其中，能与群众一起“共事”。他写道：“我想在一个村子里和群众共事能共到走不开的程度，就可以说是和群众的思想感情有一定程度的融洽了。”
所谓“共事共到走不开”，就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对于群众的事情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与群众的关系可谓“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这是深入生活的最高境界。而当赵树理对生活熟悉到无以复加，当村民说出上半句话，他便能猜到并能接出其下半句时，他就可以“下笔如有神”了。用他的话说，便是“写起来一联系到就是一嘟噜，往往会使人产生一点得劲之感”。“得劲”是晋东南一带的土话，也是赵树理的口头禅之一，其意应该是左右逢源，状态极佳，大有“能喝八两喝一斤”之势。现在看来，赵树理“赶任务”能赶出短篇名作《登记》和《“锻炼锻炼”》，写出长篇作品《三里湾》和《灵泉洞》，显然都与“得劲”有关。
为什么赵树理能“深入”到如此地步？原因无他，关键在于他对农民爱之深，情之切。当其他人需要来一番“思想改造”才能走近农民时，赵树理却根本不需要这一过程，因为他本来就是农民中人，或者用文学评论家的话说，农民已是赵树理的信仰。因此，在他那里，不但不存在“小资调”的被改造问题，他还一直怀有某种野心和冲动，想用农民文化去改造知识分子文化。他的成就与局限，或许都与他这种明里暗里的“改造”之举密切相关。
“不是为了写作才去体验生活；惟其是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才有许多话要说，说得那么好”
赵树理也有写得“不得劲”的时候，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文学作品不太多，即便勉强写出《套不住的手》《卖烟叶》等短篇，似乎也写得很吃力，很不得劲，用孙犁的话说，“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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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排演的同名歌剧，广受好评，传唱至今。图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歌剧院排演的歌剧《小二黑结婚》。资料图片
赵树理的“晚期风格”确实令人深思，原因说起来很复杂。赵树理既是作家，同时又是农业专家，而在他心中，其实他并没有把前者放在最高位置。尤其是当他“下乡”之后，写作之事便退居二线，农村工作则成了他心头的重中之重。康濯曾经听他说过：“写一篇小说，还不定受不受农民欢迎；做一天农村工作，就准有一天的效果，这不是更有意义么！”这也就是说，在那个农民还缺吃少穿的年代里，赵树理始终把生产“物质食粮”看得更重，它的价值远在“精神食粮”之上。
而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大写英雄人物的主张也给赵树理造成了不小压力，带来了不少困扰。他所熟悉的是旧人、旧事、旧人物，于是“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才能在他的笔下活灵活现，但社会环境却要求呈现先进人物的精神风貌。赵树理告诫青年作者：“不是为了写作才去体验生活；惟其是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才有许多话要说，说得那么好。认真生活的人不会异想天开地在笔下出现不真实的情况。”他既然会如此开导青年人，本人就更要严于律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