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少平|从图书馆农民工到小镇做题家,在乡土中找到饱满精神的形象( 二 )


“说回路遥,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他在其中包含了很多对当时出现的最新的生产因素的讨论,比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之类的农村改革。孙家的三兄妹之所以会有一种饱满的精神状态,是因为他们是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要素推动之下诞生的新人。当代中国如果要讲述关于乡土的新故事,也需要找到在当下的全新生产力和生产要素条件下出现的新人。我们不仅要表现田园牧歌,还要发掘新人,这才是理想中的新乡土美学的核心要义。”罗雅琳说。


孙少平|从图书馆农民工到小镇做题家,在乡土中找到饱满精神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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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白领和农民工共享一种相似的飘零
在城市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被异化的感觉,罗雅琳谈道,比如,很多人会把上班、写论文、做科研说成是“搬砖”,正是因为他们在这些工作中体会到了一种精神层面的丧失,使得这些表面上似乎很高级的活动和“搬砖”这样单调的纯体力劳动没有差别。这也是为什么“打工诗歌”能引发这么广泛的共鸣,大概是因为大家其实都在打工,都在各自的“打工”中感受到了一种异化的感觉。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都喜欢看李子柒。虽然她很田园牧歌,但她的价值在于,通过对于劳动分工的取消,展现了非异化劳动的可能性。马克思谈到,异化劳动之所以发生,其原因之一在于分工过细——个体是一个人,而他在劳动生产链中其实是作为一个螺丝钉存在的,劳动没有使他作为个体得到增长和发展,反而使被增强了的总体反过来压迫个体,这就是所谓的异化。”罗雅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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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柒的田园生活
书中的第四章《走出乡愁的乌托邦》讲城市和乡村短兵相接时,可能出现的时代现象和情绪。某种程度上,因为这种共同打工、漂泊的经历,让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城市中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相似的异化的感觉和飘零的感觉,“这进而有可能实现不同人群和阶层之间的联合,形成积极的社会变革力量。”罗雅琳在书中写道。
而这个时代的各种现象和群体的出现也并不能一概而论,第四章中,罗雅琳着重讨论了打工诗人的写作:“当下很多人倾向于将打工诗人作为一个群体去承载某种阶级批判的功能,然后就会对打工诗人无法承担这种批判功能而失望。但我认为真正的‘群’或许不是在工人之间,而是在工人和都市新穷人之间发生的。‘群’的基础在于两点:一是普遍的乡愁,二是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异化感受。”
但是如我们所了解的,“打工诗人”这个身份在后期常常会发生变化,比如他们后来会成为专职的作家,已经脱离了打工者的状态。对此,罗雅琳认为:“我曾经为他们的作品不能有想象中的力量而遗憾。但是后来我修改了自己的看法,将关注点放在了打工诗人和都市新穷人的共鸣上。这或许是打工诗歌更有意义的方面。”
海洋必然战胜土地吗?
在《上升的大地》的第五章中,作者主要讨论刘慈欣的科幻作品,当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成为中国科幻迷的口号,其中也暗示出我们是用对海洋文明的想象去想象太空。但在刘慈欣的科幻中,他更多的是从中国人生存的土地上去寻找科幻的元素,《中国太阳》《流浪地球》皆是如此.“乡土”在刘慈欣的笔下,是即便是要去宇宙漂流时也绝对不可以放弃的故土,更孵化出水娃这种既有飞向外太空的高远志向、也始终眷念着土地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