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少平|从图书馆农民工到小镇做题家，在乡土中找到饱满精神的形象(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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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剧照
罗雅琳将时间线调到晚清开始讲述：从晚清开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常常在沿海和内陆之间不断摇摆。李鸿章在那封指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奏折中写道，清代的边疆治理重点原本在西北，但是因为当时外国势力都跑到东南海域兴风作浪，所以防御的重点应该转到东南海域。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地域上的转换，即政府把重心从西北转向了东南。“当我用地域转换的线索看百年中国史的时候，发现历史中发生了多次的转换：抗战的时候，中国的重心又从沿海转向了内陆；1950—70年代，因为冷战，中国非常强调内陆的发展；到了改革开放，重心又转移回沿海地区；而当下的中国可能又面临新一轮的地理重心转移。”
而构成关于乡土的印象中，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罗雅琳认为，这本写作于40年代、在80年代被大众关注的著作无论是其创作还是影响，都要放到具体的时代中来考察。
罗雅琳认为，费孝通40年代写作《乡土中国》时，是在有意识的对当时语境下流行多年的国民性话语做一个集中的阐释和反驳。所以“缺乏公共精神”、“不识书面文字”、“没有爱情”等特点，在《乡土中国》中并不是作为中国人相对于西方人的缺点来理解的，而是被阐释为与中国的文化环境相适应的特点，这就把之前具有贬低中国人的意味的国民性批判话语给中性化了。在费孝通的逻辑中，不是说像西方人那样“识字的”、“讲爱情的”就是先进的，而中国人中“不识字的”、“不讲爱情的”就是落后的。他认为这是与西方不同的类型上的差异，而非等级上的差距。
“《乡土中国》这本书真正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是在1980年代，1980年代是一个非常热爱进行中西比较，将中西品质上的差异理解为中西差距的重要时期。那个时候，不同的人会在《乡土中国》中读到各自想看到的东西。费孝通先生的本意其实不是这样，但是1980年代的文化气候就会对这本书进行一种刻板化的、固态化的理解。”罗雅琳说。
将费孝通先生1940年代写作的东西搬运到80年代，甚至直接搬运到现在是不完全合适的。“1940年代的农村没有过土地革命，没有过农村体制改革或是新农村建设，如果现在仍然照搬它来描述现在的乡村，就是照本宣科了。所以写书时，我也大量引用了贺雪峰先生写的《新乡土中国》，贺雪峰先生说，现在的乡村是一个半熟人社会，而不是《乡土中国》中所说的熟人社会。对于当下的乡村而言，“熟人社会”只能概括村民小组的范围，规模是三十到五十户、两百到三百人，这是能够熟悉的极限。但是现在的一个村大概有两百到三百户，两千到三千人，这个规模已经超过熟人社会的范围。此外，现在的农村青年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他们的行动逻辑和思维逻辑已经不再是完全受制于熟人社会了，中国的乡村面貌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诚然《乡土中国》中有很多经典观点，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去套用。”罗雅琳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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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新乡土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原副主编舒可文提出了“经验史”的概念，罗雅琳的《上升的大地》即是在经验史这样一个范畴下的写作。
关于“经验史”究竟指称的是什么，以及用怎样的方法研究，采访中，罗雅琳说：平常看到‘经验’这个词常常会认为它是个体的、私人的东西，存在某种小的、碎片化的经验与宏大的历史观念之间的对抗，我们常看到的命名为‘一个人的XX史’就是如此。所以，经验往往被认为是碎片化的、反宏大叙述的，背后预设的是一种绝对独立的个人主体，这样的主体观念当然是一种想象。这种用碎片化的历史经验解构大历史的做法，是经验史所要首先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