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苏东坡的精神版图( 二 ) 平凡|伟大|这就是中国

三十年后，渐有知者
由于元祐党禁的关系，上述三部经学著作在当时并未得到很好的传播。苏轼从海南辗转北归，至常州病危时，将三书托付好友钱济明，由于当时形势严峻，他慎重嘱咐：“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估计自己“身后”三十年会有人重视。
正所谓“金无久蔽，珠不暗投”，是金子总会发光。在他去世后五年，因雷击崇德殿“元祐党人”碑，宋徽宗放松了对苏轼等人的禁锢。一时之间，从朝廷到民间，人们纷纷收集散落的苏轼手稿，使手稿达到片纸寸金的地步，此时《东坡易传》（易名《毗陵易传》）、《东坡书传》逐渐有刻本行世。到了“三十年后”的南宋初年，标榜宋室中兴的高宗皇帝亦喜读苏轼诗文，允许“元祐党人”子弟恢复原有“恩例”，曾经被明令禁止的苏轼诗文也大量刊刻行世，重视其经学著作的“知者”也越来越多，林之奇、朱熹、夏僎、蔡沈等对《书传》大加称引，其《易传》《论语说》也时时见引于南宋同类经注之中，不过人们对三书的刊刻却并不热心。
直到明朝后期，焦竑等才欲辑刻三苏经学著作，当他托人入蜀访书时，东坡经学三书只得到《易传》刻本一种，《书传》尚是抄本，《论语说》竟然失传了。于是东坡只有《易传》《书传》在万历年间与苏辙的《诗集传》《春秋集解》《老子解》《论语拾遗》《孟子说》等刻成《两苏经解》；入清又抄入《四库全书》，刻入《津逮秘书》《学津讨源》等丛书。可是在前述30余种苏轼文集中，却直接忽略了经解的存在，无论晚清眉山刻《三苏大全集》，还是近时辑印的各种《苏东坡全集》，都没有其经学著作的踪影，以至于人们因不明东坡学术与精神的来源，而误将其归结为源自道家或佛家，不无遗憾。
近年来，东坡经学逐步得到出版界的重视。2001年，语文出版社曾出版曾枣庄、舒大刚主编的《三苏全书》20册，将三苏父子诗文辞赋、经史子集，兼及假托疑似的文献，以至历代点评资料统统收录，让人们在欣赏三苏父子文学成就的同时，也对其经学成果初有接触。继而在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了舒大刚、李文泽主编《三苏经解辑校》繁体字本二册，对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经论、经解进行系统收集和整理，初步满足了人们追寻苏氏父子学术根柢之需求。
惟全惟富，干壮根深
在三苏父子中，成就最全面、思想最深邃、成果最丰富的，当数“千古一人”苏东坡。因此，将东坡所有著述汇聚在一起，进行系统整理和编录，使之呈现出枝繁叶茂、干壮根深的状况，更有利于对东坡精神进行系统把握和整体认识。
因此，便有了这套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苏东坡全集》。
全集之要义，在于“齐全”。套书共八册，前六册为东坡的诗集、词集、文集，第七册为经学著作（《苏氏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第八册为笔记野史（《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东坡手泽》及作为附编的《苏沈良方》《艾子杂说》《杂纂二续》《渔樵闲话录》《调谑编》《问答录》等）。此外，我们还利用编纂《全宋文》和《巴蜀全书》的成果，继续对苏轼诗文进行辑佚，使其成为目前市面上收录东坡作品门类最全、作品最齐的读本。
全集之可贵，在于重要文献之“稀见”。苏轼的诗文词、笔记、经解，此前虽有整理，但多分散。此次集中在一起，而且按文学、经解、笔记、杂说的顺序排列，具有由花果而识其根干，由根干而散及其他的效果。尤其是久已散佚的《论语说》，此次也从宋代以来各种文献引录中，点滴钩稽、集腋成裘，初步恢复其原貌。又如《东坡志林》的传世版本，有五卷本和十二卷本之别，本次整理除收录五卷本的内容之外，也附录了十二卷本多出的各条，内容更为全面，读者使用也更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