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露&寒露里的书画名迹：枫落吴江，寒潭雁影( 二 ) 潘金莲|谋害|武松|王婆|捉奸

石涛所绘《陶渊明诗意册》，将陶诗的意境淋漓尽致地发掘出来。陶渊明常以菊自喻，写下很多有关菊花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石涛仰慕陶渊明，以画为媒。画面构图精巧，人物用笔细密。远山以墨笔烘染，山腰云雾密布，不见山脚，表现出烟云飘渺的动态和气势。篱笆院中菊花盛开，一高士手持菊花观赏，悠然之态可见。这种以中锋、细勾、渍染相结合的画法，使得画面动静相宜，虚实结合，意趣无穷。
后世有很多模仿之作，画李白诗、画杜甫诗，然得形易、得神难。要知道，陶渊明是一种“隐逸”，石涛也是一种“隐逸”。作为朱明宗室后裔，国破家亡，遁世为僧，笔下多见故国情怀，沧桑情味。石涛在人生逃亡过程中悟出了艺术世界的空灵廓落，悟出了人生的自由自在，落叶随风，白云苍狗。所作《渔父图》题道：“目断烟波青有无，霜凋枫叶锦模糊。千尺浪，四腮鲈，诗筒相对酒葫芦。”只有真正体会到人生的离乱，才能画出真实的隐逸感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耕樵渔读，往往都是世外高人。石涛不仅仅是一个画家，更是一个艺术哲学家。《石涛画语录》无疑是中国画学史乃至中国美学史的压卷之作。
石涛所绘《陶渊明诗意册》全册共十二帧，以诗意成画，排布在右侧。左边为王文治依石涛和陶渊明诗画所成诗句。石涛画陶诗后经王文治题诗相配，可谓锦上添花。王文治在此页题道：“黄菊东篱已著花，醉余扶杖憩山家。怡情最是南山色，秋柳西风夕照斜。先生醉矣！菊已著花，餐英者谁心正无事，白衣送酒也。”王文治书法学王羲之、董其昌，忠实地秉承帖意，用笔规矩中见洒脱，转少折多，以折为主，干净利落、果断有致，字形紧密而内敛，以淡墨为主，着实是董其昌书风的再现。只是有时笔画扁薄，乃是浸染于笪重光的结果。再者，王文治中年以后潜心禅理，也是受到董的影响。后世书画大家吴湖帆，就是学王文治的。
王羲之和陶渊明之所以选择隐逸生活，主要是厌倦乱世之忧，“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魏晋六朝长达四百余年的时间里，多重矛盾交错并织，形成了一个巨大而持久的“历史漩涡”，向为治史者所慨叹。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士族相继渡淮河、长江而南迁，衣冠南渡，以南京为都，是为东晋。自东晋清谈玄学起至南梁《观我生赋》及《哀江南赋》的出现后，始有文化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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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刘松年《秋窗读〈易〉图》
文化的传承，靠的是读书种子。刘松年所绘《秋窗读〈易〉图》构图颇为讲究，突出景物与人物的安排，可谓苦心经营。两棵参天高松直立挺拔，松枝如盘龙相互缠绕，曲折多变，其荫如盖，庭院傍水而建，山石错落有致。画面左密右松，右边境界开阔，近水远山，与左部构图严整的庭院形成强烈对比。刘松年是“院体画”代表画家之一，后人把他与李唐、马远、夏珪合称为“南宋四家”。有谚云，“习画不学宋，等于白费功”，可见宋画高明之处。此画为什么叫《秋窗读〈易〉图》？画名应该是后人所加，因为原画只是在左侧山石空白处题有“刘松年”字样，并无画名。清乾隆帝左侧题诗《右刘松年秋窗读〈易〉》：“师弟联珍画出奇，高人读《易》小窗时。枫丹松绿成乎性，仁智分明各见之。”乾隆题诗明确说是读《易》，既然皇上开了金口，后世似乎就约定俗成。
1279年崖山海战，宋军战败，宰相陆秀夫背着宋末帝赵昺跳海而死，南宋灭亡。元代独特的社会现实，使大多数士人失去了积极入世的热情，加之全性保身的需要，元代的汉族文人再次选择隐逸生活，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人数急剧增多，从而强化了元代隐逸文化的特征。